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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天:凌云健笔意纵横


□ 宗仁发

  编者按:文革之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新时期文学那些曾风光一时的作家如今身居何处,都在忙些什么?我刊从2001年第一期起的系列报道“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会一一满足您了解的愿望。
  张笑天,新时期文学初一个频频露脸、产量极高的作家,以中篇小说《公开的内参》和《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黑夜》等一系列作品引起轰动,后者还获得1985年—1986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如今的他身居何处,他还像他以前一样笑傲云天吗——
  近年来,张笑天遭遇到的喜庆事似乎有点集中。去年底省里文联换届,他当选为省文联主席,此前他已是省作协的主席,一个省份内集文艺界两主席名分于一身的人物在国内并不多见。今年1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作代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7月份在省党代会上他又被选为出席中共十六大的吉林省文学艺术界的唯一代表。这些金光闪闪的头衔和荣誉,可以说既是他应获得的社会承认和评价,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年过花甲的作家还要把宝贵的创作时间匀出一些花费在文学艺术工作上。
  人的名字不过是一种标识符号,但对作家来讲,这个符号所承载的信息是和属于这个名字的作品多少、影响大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毫不夸张地说张笑天是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作家。他的创作速度之快、数量之大、质量之高这几个指标形成的综合指数恐怕很难有人可以与之相比。不能说他的人生经历中风云际会、坎坷起伏是最为典型的,但起码是非常独特的。更应提及的一点是,当人们十分惋惜地看到与张笑天年龄相仿的作家有不少不是停笔,就是写些应景小文时,而他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动辄就是百万长卷,让人目不暇接。朋友们有时跟他开玩笑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重大的题材都被他一个人承包了。此话虽是一句戏言,但若点数一下也不算虚言,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从《抗日战争》到《重庆谈判》,从《开国大典》到《朝鲜战争》,这都是硬骨头,没点功夫是啃不下来的。不管写这些大东西是笑天早有深谋远虑,还是顺其自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手笔和气魄挂上个“大”字该不为过。
  在中国古代文人中不乏像王勃那样出口成章、曹子建那样七步赋诗的诗人以及袁宏那样倚马可待的奇才,但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一个作家因为创作速度之快引起人们关注的大概除了张笑天之外,真是别无他人。前几天与乔迈一同参加一个采风活动期间,听乔迈说笑天在60周岁那一天还曾作过试验,一天写下一万六千字,仍是大气不喘。80年代初期,在一个笔会上,张笑天与邓友梅同住一个套间,邓友梅亲眼目睹了张笑天在四五天的活动间隙里,既为笔会的主办者写好了一个短篇,又为《当代》杂志完成了一个近六万字的中篇,即当时在大学生中间引起广泛讨论的《公开的内参》。邓友梅和同在笔会上的从维熙一边惊呼:“不承认笑天同志是‘怪才’是不现实的,”一边开始对张笑天创作现象进行条分缕析。“如果仅用‘精力旺盛’和‘年富力强’来探索张笑天同志的创作道路,或用‘才思敏捷’以及‘天赋厚实’等词汇来解释发生在笑天身上的文学现象,那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文坛上‘年富力强’和‘才思敏捷’的佼佼者,多如天上繁星,但在创作产量和作品表现生活幅度上,都是很难和笑天同志媲美的。”曾与张笑天多次合作过电影和小说的张天民,和笑天刚一接触就发现了他的秘密,“这个人可能是站着写东西。”
  也有人对张笑天的写作速度不以为然,把他写作的“快”与“写作机器”、“粗制滥造”联系在一起,如果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对他的创作不够了解,就只能说这其中充满误解。事实上快与慢与作品质量高低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快不等于草率,慢不等于精致。况且张笑天在快的背后往往是烂熟于心,成竹在胸,快不过是他的写作习惯。
  追溯张笑天的文学道路,最早该是初中二年级的一篇发表在《中国少年报》上的习作《新衣》。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山曲》写于1958年,还不到20岁的时候,当时他是东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文革”后期,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雁鸣湖畔》,这篇小说在文化饥渴的岁月里,产生轰动效应不足为怪。我个人认为张笑天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应以长篇历史小说《永宁碑》为发端,1988年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是他八十年代的创作高峰。进入八十年代后期,他的主要创作成就体现在影视领域,至今他已完成了24部电影和三百多集电视剧,不仅赢得了影视界国内所有重要奖项,还以《末代皇后》获得了巴西里约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开国大典》在参加奥斯卡金像奖角逐时成为入围作品。在张笑天的人生经历中,不光是鲜花和掌声,文学给他提供了广阔的驰骋天地,文学也给他的命运几次带来阴影。早年大学期间写下的《白山曲》,曾使他被以走“白专道路”典型的名义发配到偏僻山区的小县城当中学教员。这段经历并不为多少人知晓,后来1982年他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引起的风波,在当时可算是了不得的事件,要不然也不必把他的检讨书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了。不用说他所工作的单位长影领导的寝食不安,连省委书记都亲自动手帮他“润色”检讨。只有长影的洗印工人谈论此事时,让人感到了别具一格的幽默。检讨发表以后的一天,张笑天在长影院里去往小白楼的路上走着,听背后两个工人议论。一个问:“张笑天发表检讨书也拿稿酬吗?”另一个思索了一下作分析判断:“大概照样拿吧。”头一个问的人感慨道:“好事全叫他占了,写毒草赚稿费,挨批评写检查还挣稿费!”这一番议论提醒了张笑天将领来的检讨书稿酬30元缴了特殊的党费。雨过天晴,笑天对在逆境中给予他理解关怀和仗义直言的人念念不忘。这样的人包括当年的长影党委书记纪叶,吉林省作协主席公木,还有一些并无权无势的文友,比如他在敦化一中教书时的同事李守田,以其天真纯朴的性格常令他感怀。忽而浪峰,忽而波谷;忽而领奖台,忽而禁闭室,这荣与辱的磨炼,最终都成为他心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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