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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大屠杀”


□ 李一鸣

在想象的艺术中,我们永远只能沿着现代建立一个虚构的世界。电影里的历史也许就永远只能是一种虚构的历史。

长期的“失语”


1993年,有一部电影的问世超出了电影自身和历史的含义。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它都应该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事件:这就是斯皮尔伯格关于纳粹大屠杀题材的影片《辛德勒名单》。
1939年,德国法西斯攻陷波兰,并强令犹太人进行登记。一群群犹太人被迫来到克拉阔,在登记桌前排起长队,一个个报出自己的名字。与此同时,是另一个时空中一组特写或近景镜头:西装、领带、皮夹,被一样样放进旅行箱;一个“好”纳粹辛德勒,像斯皮尔伯格著名的主人公琼斯博士一样,开始了他一生最大的冒险生涯——这就是《辛德勒名单》开场所展示的故事。
《辛德勒名单》的文化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真正”和令人震惊地把纳粹大屠杀的情景搬上了故事片的银幕。20世纪的人类文明史上发生过无数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注定会成为一个被人们反复讲述的话题。但在斯皮尔伯格的影片问世之前,除早期的个别纪录片。(最著名的是阿伦·雷乃1955年拍摄的短片《夜与雾》)外,故事片却似乎长久地保持着高度一致的沉默;只有《安妮日记》(1959)、《纽伦堡审判》(1961)、《典当商》(1965)、《苏菲的选择》(1982)等几部影片间接地涉及了纳粹的暴行。一向对时代反应迅捷的电影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面前何以会长期“失语”?
也许,电影的本性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把大屠杀搬上银幕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毫无疑问,在其所包含的残暴、屠戮、虐待、苦难,人性的善与恶等所有那些突出的元素中,缺少了一种电影最为需要的元素——娱乐。从另一方面来说,电影这种媒介在发明之时就暗含着它的“缺陷”:它太逼真了,你无法想象它怎么把这样一场空前残酷的图景再现给观众。

但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电影竟然“有所不能”。人们宁可相信它来自某些人道德的缺失:例如那些执掌着好莱坞的犹太人老板们就一直在装聋作哑。事实上,米高梅的老板之一梅耶的一个姐姐就死于这场大屠杀,而他却避而不谈。但这些理由显然并不十分充分。好莱坞有那么多天才的导演和制片人,更何况还有素以艺术电影著称的欧洲。终于有人提出了另一个道德问题。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威塞尔说,“经历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一件野蛮的事情”。后来拍摄了著名的大屠杀纪录片的导演克劳德·兰斯曼则说,大屠杀“在自己周围竖立起了一个不可被穿越的火环,因为那里有着毫无疑问的恐怖,它是不可传递的。虚构是一种犯罪。”他自己这样解决了这个道德上的难题:1989年,他拍摄了长达9个半小时的纪录片《绍阿》(希伯来语,“深渊”之意),其后又拍摄了《索比堡:1943年10月14日,16:00》这两部影片里完全是亲历者的讲述,而拒绝使用任何资料片以及对讲述者故事的戏剧性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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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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