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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有多少人在寻找意义?


□ 吴志翔


●"更加珍贵的东西"--意义,是与"良知的焦虑与烦恼"相伴同行的,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作品以一种"文化的物化"代替失去了的"焦虑",造成了写作缺乏深度,也造成伟大作家个人风格和表现形式的消亡。
●然而,真正的写作是在对意义的寻求中诞生的。可以这么说,写作是一种自寻烦恼。写作面对人类生活的辽阔与狭隘、辉煌与平庸,面对人生中的欢乐与悲伤,个人享有的尊严以及无法逃脱的残缺和孤独。写作是一种没有回答的追问,追问本身即为生之答案。加谬说过,万一这世界是清晰的,艺术便不会存在了。 1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写作?"或者说"写作意义何在?"写作是被当成一种消遣,一种语言游戏,一种自我私语,还是一种实用工具?在现实的写作背后是否潜藏着形而上冲动?今天这个问题越发凸显出来。
我们注意到当代中国很多人文批评家和作家在此问题上普遍保持了低调。王朔把写作称作"码字儿"曾招人诟病,但他的那种解构态度在今天获得越来越广大的市场,王朔本人也对自己的先知先觉深感得意。有的把写作视为"一门手艺",认为写作跟一个木匠干活差不了多少。另有更多的年轻作家把写作纯粹当成"技术活"来做。写作越来越成为操作感很强的营生,写作意义感模糊并且丧失了。
这种丧失可以在潘军小说《海口日记》中找到见证:小说中"我"原本是一个作家,有一天却跑到海南岛当起了出租车司机,并且很能自我满足,这位主人公在朋友提出请他再写作时回答:"我说我跑到这儿来写小说是不是有点傻×?我说我现在不想写。写作太复杂,我想做些简单的事,过简单的日子。"小说中流露出一种这个年代知识分子非常熟悉的"文化疲惫感"。而作家潘军本人也确实有过下海从商的经历。
2写作意义感的丧失与生存策略有关,也与有学者说的"底气不足"、"地气不接"密不可分,其中更包含了写作者一种时代性的价值选择,用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来说,即"躲避崇高"。如果说在"人文精神"倡导者那儿,"非知识分子化"表现为知识分子话语向市民话语中心的趋近,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人文操守和精神性内核,那么在"躲避崇高"论者眼里,所谓的"非知识分子化"其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化",由于对权力话语的疏离(即"边缘化"),知识分子从本质意义上获得了自己的身份。
"躲避崇高"的选择之所以能广收人心,其缘由就在于所谓"崇高"价值的普泛化在历史上确实给个体带来过压迫感,对"人"的丰富性、自主性和基本欲求的合理性造成过惨痛的侵犯。他们认为,在"反乌托邦"名义下的"躲避崇高"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次人本欲望的解放,就像启蒙主义时代人从上帝的眷顾下解脱出来一样,逃离神圣,逃离终极存在,逃离上帝逼人的眼睛。这本来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可是问题在于,人欲的泛滥、个体消费需求的过度张扬并不能使"人"真正回到"人"本身。卑微地匍匐于神性拷问之下的个体无法体验生命的愉悦和自由,在欲望的沃土上同样培植不出人性的尊严,"人"只不过是从上帝的仆从变成了欲望的奴隶罢了。正如奥依肯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一书中所说的:"富足,无忧无虑的享乐生活,并不足以使我们幸福……真正的文化决不会有助于仅仅是尘世的富足这一意义上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躲避崇高"论者反而指责一些知识分子的现实批评言论是对健康人文生态的一种损害。他们指责张炜、张承志们的名堂是"反市场经济"、"坚持极左思维"等等。这种发难是不公道的,因为尽管张炜等人的高调呐喊有着理论上的缺失,但这是针对极度恶劣的人文生态所作出的过激反应,这种反应同样是价值天平明显倾斜的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存在及其写作的制衡意义、守恒作用正是体现在这里。今天,当文化书写者甚至已经开始刻意回避"理想"、"青春"、"爱"等字眼的时候,当写作在题材选择、情感质地、审美旨趣等多方面都趋于整体退步的时候,多提提"崇高"有什么过错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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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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