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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风云书系”首发式暨当代文学研究座谈会综述


□ 刘景荣

2006年1月4日,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文艺风云书系”首发式暨当代文学研究座谈会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南、海南、广西等地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文艺风云书系”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一套旨在总结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展示现当代文艺研究的新成果,促进当前的文艺创作与研究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大型学术丛书。内容主要偏重于当代文艺,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重大文学现象研究的11种专著,作为丛书的第一批已全部推出。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所长程光炜教授主持。与一般的图书首发式不同的是,这次会议是借首发式的机会,围绕丛书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高水准、高质量的学术研讨。
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马小泉教授首先介绍了出版社及出版“文艺风云书系”的初衷。他说:“河南大学出版社是一个地方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它的一贯宗旨是本着为学术服务、为教学服务的精神从事出版事业,把出好书,服务于学术,服务于教学当作自己的使命。建社二十年来,已经策划、出版了一些在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文艺风云书系”的侧重点是关注现当代文艺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要以其‘震撼性的选题、权威性的作者、开拓性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经典性的文献。”他说,这套丛书是开放型的,目前出版的11种书列为第一批,以后每年都会推出一批,希望广大学者继续关注和支持这套丛书。
与会专家一致肯定并高度评价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眼光。对此,作者祝克懿、刘福春、徐庆全等感触尤深。他们的研究或因为选题的尖锐性,或因为资料的过分专业而不被一般的出版单位接纳,书稿完成几年了还沉睡在作者的抽屉里,河南大学出版社看到这些书稿的学术价值和潜在的市场前景,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并与读者见面。事实上,这些学术著作的重要价值,市场已经给予回应:丛书中最早面世的(2004年9月)《在文坛边缘上》(刘锡诚著)和《周扬论》(支克坚著)两书仅一年时间,首印3000册已经告罄,目前正在重印,第二次印刷的图书即将发行。正是由于秉持“服务学术、服务教学”的出版理念,二十年如一日,不断向市场推出有价值、有影响的优秀学术著作,才使河南大学出版社树立了品牌形象,铸就了自己的特色,在强手如林的图书业内脱颖而出,成为为数不多的著名的地方大学出版社。对此,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表达了深切的感受。解志熙曾经在河南大学读书三年、工作十载,他说:“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每当看到大型图书超市的展台上又有河南大学的新书,每当听说河南大学出版好书了,心中不由得升起自豪之感。尤其是看到‘文艺风云书系’出得这么有规模、有眼光、有勇气,真是不容易。这套丛书选题重大,作者阵容很强,显现出为学术做推进工作的良苦用心。
对丛书推动学科建设的作用,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评价。他说:“第一,是对文学的观照,特别是对“十七年”前后和对80年代以后文学的观照,有一种思想文化的开阔视野,这是这些著作的显著特点。第二,注意到过去被忽略,处于边缘但是又比较重要的研究项目,比如‘红卫兵’诗歌问题、‘样板戏’问题,包括‘主旋律’小说问题,这些在大学的课堂里基本未被纳入研究和讲授的范围。这是因为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它和体制的关系过于密切,或者认为它艺术性比较低,从各个方面加以排斥。把它们作为一个问题纳入研究,需要一种眼光。被边缘化的还包括‘户县农民画’,虽然它不在文学范围,但这是一个文学与艺术互相关联的重要问题。第三,就是史料的问题。刘锡诚、徐庆全的著作,还有刘福春的新诗编年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基础。这些史料都是经过他们编纂的,是他们研究的结果,并不仅仅是史料的原始面貌的呈现,有他们研究的价值在里边。史料的问题现在被特别的重视,是因为文学史的研究从90年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比较重视文本分析,90年代研究领域的开拓,使我们认识到文本生产过程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文学制度方面的问题,包括国家,包括期刊,包括流通,这些因素不呈现出来,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刘锡诚、刘福春、徐庆全的工作是特别重要的。另外,从这些史料著作里,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文学史的写作。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其实都是教科书式的写作,这样的文学史有很大的局限。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被学者认为是‘见证式’文学史,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刘禾近来也写文章提倡‘实录式’文学史的写作,可以视为对这个问题的强调。刘锡诚等人的史料著作我把它当作‘见证式’文学史看待,其价值不见得比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价值低,我看它的价值还要更大一些。”
鉴于丛书第一批推出的11种图书偏重于当代文学50~70年代的研究成果,正好适应了当代文学面临新的学术转向的需要。海南师范大学毕光明教授指出:当代文学这个学科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弱势学科,在现代文学学科的挤压下,在夹缝里生存。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学科进行了整体性的奋争,无论研究成果或者是研究队伍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河南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这一套丛书,是新的世纪集体成果的展示,标志着当代文学学科可以和现代文学学科一争高下了。毕光明还就当前由于体制的原因,一些出版物重复出版、低质量出版造成巨大的出版资源浪费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北京大学李杨也是从这个层面提出了丛书的出版与“50~70年代文学”这个学科热点的互动关系。他说,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这套丛书的眼光和勇气,十年后,将会得到证明,这是一项很大的文化工程。这套丛书突出了对50~70年代文学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50~70年代的文学,是到了90年代才作为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80年代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问题,这是由那个年代的语境决定的。经过80年代的知识框架的解释,它作为一个“不值得一提”的问题已经被翻到了历史的另一页。90年代我们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和现实的关系改变了,它生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改变了,研究者个人的历史认知、自我意识、问题意识都改变了。当今,对50~70年代文学的认知还存在很大的矛盾和争论,前不久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南方的朋友要我解释“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我回答不了,这问题太大了。现在有一种认识,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中,那些被政治压抑的、“民间的”、“潜在的”文学才有研究价值,我却不这样认为。就一个具体问题来说,比如梁三和梁生宝哪个文学形象更有价值?普遍的看法是梁三更有价值,我恰恰认为是后者。梁生宝形象的价值,是提供了新的对民族国家或是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如果我们还是认为梁三这个形象更有价值,那么,中国当代文学永远超越不了鲁迅,超越不了“五四”,超越不了现代文学对农民的想象。梁生宝这个形象提供了我们对中国农民进行新的想象的依据,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个形象的研究,建立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与现实新的关联,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河南大学出版社有勇气、有眼光,适时地推出了一批有关50~70年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无论对学科建设、对文学史写作、对文学批评都会有很大的推动。针对李杨的观点,程光炜进一步指出,“当代文学”是在当代文化中产生的文学,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的经验中产生的文学,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当代文学”的研究与以往的文学研究不一样之处,就是它不仅要对文学发言,而且要对文化发言。“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很多分歧,也面临着80年代文学的挑战。那时是一边倒,要为“启蒙”主义平反,称为“新启蒙”。关于这一点,北京的、南京的、上海的学者意见就很不一样,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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