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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政治文化心性


□ 韦 兵

  权力合法性始终是政治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建构政治权力合法性,一般来讲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是通过未来目的论式的论证来为现实权力的合法性寻求依托,在这种权力叙事中,标准的表达可概括为为了实现某个将来的崇高社会理想,现实政治中的一切手段都有合法性,它往往包含乌托邦设计、强调自我牺牲精神、以不断革命制造进步感等等“情节”。另一种是通过原点回溯建构一个“至善”的起点,其标准表述为原点已包含了一切合理性,现实权力就是从中一脉相承取得合法性的,在这种政治叙事中,不断神化这一原点和不断将现实政治向原点回溯就是其主要“情节”。
  简单地讲,前者可称为目的合法性论证,后者可称为原点合法性论证,这其实是两种政治文化心性,对现实政治具有强大的塑造力量;处于任何一种政治文化心性中,我们都会身不由己地将所有事件的叙述卷入其中,使其成为既定权力叙事“情节”的一部分。前者惯用的“历史在曲折中前进”对于二十世纪的国人并不陌生,而后者“祖述先王”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而这两种政治叙事方式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转换,可能是理解中国现代性创生的一个关键。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传统政治实践中权力的原点合法性论证的精彩研究,可以把它解读为中国政治文化现代性转换中一个前现代的深远背景。
  祖宗之法可谓宋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它提供了宋代所有政治实践合法性的依托,是一“动态积累而成、核心明确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既包含制度章程等形诸文字的方面,也包含常识、掌故、想象、记忆、经历等等没有形诸文字的方面,其中既有“说法”,又有“做法”,还有“想法”,实际就是一种政治实践理性。作者探求了祖宗之法产生中设计与建构的两个维度,即所谓“虚”与“实”的两个方面。从设计的维度上讲,太祖、太宗都是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变乱,看过太多的阴谋、政变,对人性的阴暗面和制度的脆弱有深切的洞察,摆在他们面前的切实问题是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所以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少了传统儒家政治那种法天则地而又大而无当的制度幻想,而是基于一种更为实际的经验理性,即所谓“防弊”。这种制度设计思想和西方基于“性恶论”的立法思想有一定可比之处,而中国传统是讳言性恶的,明确提出以“防弊”为起点的制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虽非独一无二,也是比较另类的。同样基于人性不完善性的制度思想,却取得了相似的效果,西方有了稳定而有序的法制社会,天水一朝三百年无内乱,这与去恶防弊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多少有些关系。“革五代之弊”作为对唐末五代历史经验的反思是宋初制度设计的起点,作者深刻地洞察到宋初基于“防弊”的制度设计思想并非是宋的独创,而是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一环,五代的统治者都曾力图解决政治、军事制度的矛盾,“走出五代”的努力在五代时期已经开始了艰难的实践,在这一点上宋是这种努力积累的经验和成果的集大成者。其实,这种被称为“防弊”的制度设计,当初不是通常想象的构拟一个大而全的制度体系,宋人讲述的“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很多都是就事论事的故事和掌故,从这些零星的叙述转化为“祖宗之法”还有待后来士大夫们一代代的建构。
  祖宗之法作为宋代立政的基础,功能上起到了现代国家宪法的作用,但其内涵的模糊性给后来士大夫的诠释留下了空间,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群体的士大夫根据现实政治的不同需求,建构起不同面目的祖宗之法。祖宗之法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很大程度上,有什么样的政治语境就会有什么样的祖宗之法,这是祖宗之法建构的层面。作者给我们揭示了宋代士大夫的建构过程:祖宗之法的确立是与真宗后期及仁宗朝士大夫阶层崛起并取得政治决策主导权同步的,以“崇文”为中心的祖宗之法的诸多重要原则就是在此时凸现,并以《宝训》、《圣政》等形式固定下来,这里面汇集的先王“嘉言美政”其实是经士大夫有意识筛选出来的,其中体现的是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利益。作者看到正是由于祖宗之法是经由“层累”而形成的,内涵丰富而驳杂,相互之间甚至充满矛盾,所以祖宗之法表面上看尊不可犯,其实在政治实践中,持不同政见的双方都可以在同名为祖宗之法的遗产里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在具体的政治决策中祖宗之法的作用取决于执政者对它的阐释,祖宗之法要为当时政治服务。内涵模糊的祖宗之法既给阐释留下了宽广的操作空间,也是政令淆乱的根源。这不是宋代的特例,而是原点回溯式的政治文化心性可能造就的政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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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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