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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玺印看商周秦汉常见钮式设计的演变


□ 陈道义

内容摘要:玺印是中国古代社会交接凭信的一种工具。印之有钮,原本是为了钤盖时手捏方便。但随着雕铸技艺水平的逐步提高与社会用印制度的不断完善,商周秦汉玺印中的常见钮式逐渐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品式和不同的风格,而且这些钮式设计的演变多有规律可循。
关键词:商周秦汉玺印钮式


随着我国新时期考古学的发展,出土的古代玺印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因为这些玺印的形制与文字不仅可以证史,而且有的还可以补史之缺失。古代玺印一般由印钮、印台和印面文字(或图像)三个主要部分构成。本文将根据近几十年来出土的部分商周秦汉玺印实物,谈谈这几个历史时期常见钮式设计的演变。
古代玺印主要由印工制造,多为模铸(主要有翻砂、失蜡二法),亦有先铸好印体(印钮、印台)再凿刻印文的。铸印之前便有专人设计,尤其当玺印与社会等级制度相结合时,便更注意其材质、印体大小以及印钮形式的设计,因为它们与玺印使用人的社会身份有直接的关系。
玺印,是中国古代社会交接凭信的一种工具。《周礼·掌节》云:“货贿用玺节”;《左传》中亦记载了“襄公十九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的故事。古代玺印的主要功能是实用,常抑压于封泥以封检文书物件,防止他人随意开拆,抑或压于陶器以“物勒工名”;或系于腰间以祛祸辟邪……因此,玺印上端都铸有可供手捏,又能穿系绳带的部分,即“印钮”。通过大量的出土玺印实物和相关的文献资料记载,人们可以看到: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印钮的造型设计、铸造雕镂风格,总是与特定的时代紧密相连。或因技术条件的影响,或因玺印制作的自然衍变,或受统治者思想意识的支配,所有这些因素使印钮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品式和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
已出土的古代玺印表明,鼻钮是古印钮式的最初形态,而且发展演变也较成系统。1998年河南安阳西郊水利局出土的商代晚期饕餮纹铜玺就是鼻钮,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经科学发掘的有地层资料的玺印实物。此式鼻钮在较薄的印台平面上直接铸一拱形捏手,中有小孔可系绳带,钮身近似圆条形,且与印台之间无过渡斜坡面,极似商代铜镜上的穿钮,这体现了早期鼻钮粗简拙朴的特征。这方饕餮纹商玺的出土,进一步印证了于省吾先生1940年编辑的《双剑古器物图》中所收三方商玺的可靠性。这三方古玺虽出于殷墟,但出土层位不详,故曾遭部分学者怀疑。虽然有饶宗颐、李学勤等专家从古文字学角度论其归属,但与出土的实物玺印钮式相对照,更能确定其为殷商故物。
鼻钮在战国时期仍是通行玺印钮式的主要形式,由于青铜工艺技术的改进等原因,其铸造风格已由殷商之质朴转向规整,追求庄重的效果。其造型设计体现在印钮与印台之间多有斜形的过渡台阶,且匀称而严谨。如1954年重庆巴县冬笋坝战国船棺墓出土的数枚战国秦印,1994年冬苏州真山战国墓出土的“上邦相玺”楚官玺,以及齐国、三晋故地出土的官私玺印等,皆可证明这一演变过程。至秦代,官私印在钮式上渐趋统一,印钮制作虽然不尽规范,但平台式鼻钮仍占主要地位。这种鼻钮的钮穿一般较大而高,且钮身已由圆条形转变为扁薄形,如陕西咸阳秦都故城出土的“彭祖”、“徒唯”铜印即是。这一鼻钮式在汉代又有演变成“瓦钮”者,即钮身更薄,钮穿更大,如瓦覆于印台上。如江苏丹徒金家山西汉早期墓出土的“丹阳尉”印,湖南长沙近郊汉墓出土的部分印章即为瓦钮。在汉代,有的鼻钮在覆瓦的形式上,鼻穿变成跨越整个印台两侧的“桥拱”形,与印边相接,故又称“桥钮”。笔者以为瓦钮、桥钮实为鼻钮的变体,在造型上属于钮式设计的自然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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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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