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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悲愤的控诉到热情的激励:论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


□ 马伟业

  摘要: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创作随着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不同形态。其中创作于“七七事变”以前的属于“悲愤诗”,创作于“七七事变”以后的属于“战歌”。它们对后来的抗日文学和军事文学产生过深刻影响:不仅开创了抗日文学的先河,而且也为后来的抗日文学确立了最基本的“模型”;不仅开创了现代军事文学的先河,而且也对后来的军事文学起到了重要的“范导”作用。
  关键词:
  抗战时期;中国文坛;青年作家;东北作家群
  收稿日期:2010-02-28
  作者简介:马伟业(1955 -),男,辽宁彰武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当代文学。
  
  当年,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东北作家群的突然崛起。在当时,一批来自沦陷的东北大地上的青年作家创作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抗日文学作品,引起了国人的广泛注意,他们也以这些作品确立了自己不可忽视的文学史地位。正因如此,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这一文学群体与抗日文学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早已尽人皆知。但是,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创作并非始终一成没变,而是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前后两种不同形态,并对后世抗日文学的创作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这一点却又鲜为人知。
  一
  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创作从出现到收束是静止的还是变化的?其精神蕴涵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对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而在我看来,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文学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的;其精神蕴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如果以“七七事变”为界,可以把它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属于“悲愤诗”,而后期的属于“战歌”。这种精神特征的形成,又与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紧密相联。
  众所周知,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很快便沦于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那片肥沃的黑土和遍野生长着的大豆高粱,以及善良勇敢的三千万东北同胞,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被野心勃勃的侵略者践踏在铁蹄之下。山河变色,人民成了亡国奴,而掌握着中国最高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面对睁着血红的眼晴来势汹汹的强盗,他反复指示张学良要“遇事退让,军事上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1](P.47)并且极其可笑地主张“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行,以期公理之必伸”。[1](P.49)他此时根本无心抗日,而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国内争端上。在向“剿匪政治宣传员”发出的“条示”上,他说:“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1](P.50)对于他的部下及全国要求抗日的民众百般压制,下令“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1](P.5)因此,当广大的国土和三千万人民都成了侵略者爪下的捕获物的时候,当局却不准东北军民奋起抵抗,不允许国内各种传媒报导沦陷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东北作家作为最早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流亡者,历经磨难,饱受屈辱,每个人的心里早已充满了向国人倾诉的强烈欲望,他们都想倾吐出各自心底的悲愤。因此,当他们挣脱占领者的魔爪回到“祖国”的怀抱后,便不顾压力不避危险地把沦陷国土上的灾难和斗争告诉给了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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