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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吃饭不要钱……


□ 周同宾


我有幸——或者说不幸——赶上一段吃饭不要钱的日子。
一九五八年,读高中。学校在古镇上。古镇离家三十里。吃饭就在学校的大伙房。每星期回家一次,用小扁担挑面、米、红薯、芝麻叶、红薯叶、柴火,挑来交给伙房。白面换白面票。五十斤高粱秆换五角钱,五十斤玉米秆换三角钱。凭票买饭。买一个杂面馍,要二两杂面票加一分菜票。买一碗面条,要一两白面票加二分菜票。买菜只要菜票,半碗素菜三分菜票,荤菜一角。菜票可用钱买。面票只能用面换。我父母在农业社干活,每年秋后分红,最多时只分六元钱。我从没吃过荤菜。也没吃过白面馍,家里分的小麦磨的面仅够我每天喝一次面条。常常不敢吃饱,肚里老是饿。
突然间,来了个人民公社运动(同时来的还有“大跃进”运动。这两个运动加上“总路线”在当时和以后的颇长时间里被称为“三面红旗”),十几个村子组成一个公社。同时,各村都办食堂,全村人一口大锅搅稀稠。各家的粮食、米面都上缴,锅灶都扒掉,铁锅、锅铲、火钳一律收走送去炼钢(“大跃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大炼钢铁” )。不几天,说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又把许多公社合成大公社。大公社有多大,不知道,我表姑奶家离我家四十八里,在一次全社群众大会上,我父亲曾碰上表姑奶的儿子。我就读的中学所在的古镇和我家所在的村庄,也就属于一个大公社了。
大公社一成立,学生也是社员,当即宣布面票菜票都取消,统统吃饭不要钱了。同学们都兴奋不已,嗷嗷大叫,又跳又蹿,一再欢呼“三面红旗万岁”。开饭铃一响,各班的学生都带上碗筷(规定左手拿碗右手拿筷),排着队(班长吹着哨子,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的),唱着歌(最常唱的是“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 ),喜气洋洋去学校的食堂。班长说声“解散”,才去拿馍,舀饭,打菜。馍是各种面粉混杂一起蒸的,个儿大,如榔头,高粱面多了发红,玉米面多了发黄,红薯面多了发灰,偶尔也泛白色——显然白面不少。饭往往是玉米糁糊糊,不稠,吃足了馍,喝一碗为了“灌缝”。菜是萝卜、白菜、萝卜缨、红薯叶,几乎没油,盐倒很足(农村人吃菜讲究咸香,只要咸,就有味道)。有一次,公社副食品加工厂送来几筐臭豆腐,每人分火柴盒那么大一块,吃着臭极了又香极了,嘴里心里都受用。可惜太少,班长说:“等几天进入共产主义,想吃几块吃几块。”馍、饭、菜都可以敞开肚皮吃。头一顿,那个结了婚、有了孩子、长了胡髭的同学(那时上学,婚否不限,学生年龄也悬殊),一下子吃了三个馍;过去只敢吃一个二两面票的馍,他家里粮食更紧。第三天中午就改善生活(那时说的生活主要是指吃饭,改善生活就是吃顿好饭)。吃的是肉面条。面条少,一碗仅有十几根,还很短。肉更少,一碗仅有两三片,小而薄。满碗都是白菜帮子和面糊糊。却很稠,插上筷子不会倒。据说炊事员擀面条擀不及,只有多和(huò)面。饭舀进碗里不能立即吃,得放地上,等千余名学生都舀毕,管伙食的老师吹一声哨子,一齐端起碗,呼噜噜喝,来不及嚼,伙房前顿时一片呼呼声,气势宏壮,像刮大风。吃着好香,一定是放了很多猪油。都吃了两三碗,动作快的能吃五碗,肚子鼓起像瓮。
吃着不要钱的饭,心中充满共产主义生活的幸福感。
每天都组织学生拿着公社开的条子,下乡拉粮食,拉菜,拉柴。用架子车、牛车拉。架子车两个学生拉一把,牛车十个学生拉一辆。几乎拉遍大公社的各个村庄。我和同学去我家的邻村拉粮食,拉一辆铁轱辘牛车。铁轱辘的边沿已磨损得豁豁牙牙,辐上凸起的字是“大清咸丰××年铸”。拉回了一袋没有脱粒的谷,十几嘟噜没有剥掉包皮的玉米棒,拢共不到二百斤。土路凸凸凹凹,轱辘磕磕碰碰,像拉千斤重。都不说累,“大跃进”中没有苦和累。都像牛一样伸长脖子使劲曳,十个人不如一犋牛。我和一个同学去丘陵上的一个小村拉柴,没有好柴,正碰上扒房,说是扒下木料去炼钢工地搭工棚(那时候,男男女女都集体住宿,村里空房很多),就让我们拉了一架子车房上扒下的山草,已经朽成了灰色,长些伞状的蕈类植物。
去农村拉东西,我们理直气壮。不独因为手里有公社开的条子,更因为“人民公社是一家”(这句话是当时的口头禅),一家人嘛 ,不分彼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毛泽东语),大公社的每粒粮食、每根柴草都是共有的。
渐渐地,拉回的粮食减少,最多的是红薯。就每天早晚吃红薯,只中午吃馍。馍是高粱面掺红薯面蒸的,要么捏成盔状的窝头(乡下人管那叫“将军帽儿” ),要么团成秤砣样,上有炊事员的没有变形的指印,都死硬,可以砸死狗。但仍不要钱,仍能可着肚子吃,幸福感依旧,常满怀豪情念诵当时的著名诗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以为正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
如果不在学校吃饭,可以找管伙食的老师领饭票,凭票在全公社任何食堂都能吃来饭。那饭票,是大公社发的,草纸石印,一分钱纸币那么大,上有“顿票”二字(意即一张票可吃一顿饭),盖有公社的朱红大印(印章大,票上的印迹不到二分之一)。我和一个同学去公社办的“大跃进”展览馆画占满一面墙壁的《钢铁元帅升帐》宣传画,就在公社的机关食堂吃饭。顿票一交,就随便吃。我发现,那里有白面馍,萝卜菜里还有一些肉。可惜,两晌一夜就画完了,只在那里吃四顿饭。“大跃进”高潮中,干什么都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从没磨蹭偷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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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5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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