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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


□ 杨牧之

  王春同志若还健在,今年当是86岁。
  10年前他去世时,我很难过,长时间地陷入沉重的静穆与深思之中。转眼10年,3600天,不算短,但他的形象却常出现在我眼前。身材高大而匀称,腰板挺直,虽然“文革”中腰被打伤过,犯病就得躺在床上,但病过,一起床,腰板仍然笔直,眼睛明亮、和蔼,短短的头发,多已花白,看得出丰富的阅历和饱经沧桑。在北京也有几十年了,但说话还有山东口音,听别人说话很认真,那种真诚,让你情不自禁地把心里话都说出来。76岁。说活得少吧,也过了古稀之年。说活得不少吧,活到八十九十几岁的人多的是,怎么王春同志只活了76岁!
  今年是建国60周年,检阅60年的业绩,缅怀60年间的人物,前辈、大家如千丈岩松,在我眼前耸立。但最让我景仰和怀念的是王春同志。
  
  王春同志离休前是中华书局总经理、党委书记。
  他不管出书,却“管”出书的人。
  他不是“管”出书的人,他是千方百计招揽有真才实学、能出书的人,真诚地为他们服务,保证他们出好书。
  我们做出版的人,常常记住一本书的策划人、责任编辑,甚至封面、版式、装帧设计的人,但谁还能去想是谁发现了这些人,培养了这些人,请他们来做这份工作的呢?
  想到这里,我心潮澎湃。我大学一毕业就到中华书局工作,一做20年。我一生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缘,离开中华书局仍然做着与古籍整理和出版有关的事。所以,我不会忘记王春对中华书局,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贡献。
  
  “人弃我取,乘时进用”
  
  1958年是中华书局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央把中华书局定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还指定中华书局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随后又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会议。这种形势,使中华书局的地位大大提高,但与地位等量的工作任务瞬间压了下来。而这时,中华书局连收发室、维修办公楼的后勤人员都算上,全体职工只有六七十人,根本没办法承担这样的艰巨任务。
  也就在这时,又传来毛泽东主席对新校点本《资治通鉴》的表扬,毛泽东说,这部书出得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毛泽东又幽默地说,这部书装订(每册)太厚,像砖头一样,只能给大力士看。
  毛泽东的话让决心干一番事业的中华出版人看到了光明的前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日理万机,却能顾得过来表扬一部古籍整理的图书,可见古籍整理与出版对新中国是很重要的,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华书局的领导明白,要很好地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头等大事是必须有优秀的人才,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大大加强。
  这时,中华书局的“老板”金灿然,这位1936年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抗日烽火骤起时毅然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研究员,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助手,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总署的出版局副局长,提出了“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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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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