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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征人类学研究的新进展:《象征人类学理论》评介


□ 苏醒

  

  深植于社会文化中的象征,是人们内心观念与所处社会文化的一个交汇点,种种社会文化现象通过象征这种媒介物勾连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象征体系。开展象征人类学研究,对人类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及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发掘和揭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明安等著《象征人类学理论》-书,就是一部专门探讨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本土化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对于提高中国象征人类学研究的水平,打破西方人类学界在这一领域中的传统垄断地位,将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折射出多学科彼此交融、多元互动的时代转换。跨学科的理论视野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从目前国内学界来看,象征研究多集中在某一专题、某一方面,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缺乏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象征人类学理论》一书则在考察角度和研究视野上有了新的转变,即从某一方面或某一专题的象征研究集中到了象征人类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上,关注焦点从专题转向了系统,从单一学科转向了多学科互动。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揭示了索绪尔、黑格尔、弗洛伊德、韦伯等不同学科领域著名学者有关象征研究的理论观点,对其在象征人类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作了系统阐述和分析,为全面正确认识象征人类学的理论渊源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框架。该书倡导以跨学科的系统视野对以往的象征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这一研究路径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学界的象征研究引向了多维度和系统性,折射出当代人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在同一相关理论问题探讨中所呈现出的彼此交融、多元互动的时代转换。

  第二,将象征研究嵌入人类学发展史中进行探讨。该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并不认为象征这一特定概念是象征人类学家的专利,事实上,其他理论学派的人类学家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本书完整构建起了一段以象征为研究主线的人类学发展史。其中,象征人类学家以外的其他理论学派的人类学家有关象征符号各种表现形式和意义的研究被悉数囊括进来。通过对人类学主要学术流派象征研究的历时性完整展示,象征理论在整个人类学发展史中的演进历程得到了清晰完整的彰显。

  从该书的阐述中可以看到,象征人类学家之外人类学各流派对象征的研究,不但内容广泛,而且程度深入。后来的象征人类学大师,如特纳、道格拉斯、科恩、尼达姆等,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方法,由此使象征人类学成为兴起于西方人类学界20世纪60-70年代的重要理论学派。从人类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将人类学发展史中各个理论学派丰富多样的研究内容比作颗颗“珍珠”的话,那么象征研究则可以作为串起“珍珠”的线索,将它们有机关联起来。透过象征研究这扇“窗户”,不但能够理清象征人类学的来龙去脉,还可以清晰看到人类学各主要学派的理论特色和研究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将象征研究嵌入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中进行探讨,也是以象征研究来梳理人类学理论发展史的一种重要书写方式。

  第三,以扎实的个案研究来呈现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本土化。从引介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到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思考,再到运用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实践探索,三者紧密结合,层层递进,点明了该书注重象征理论本土化的又一重要特色。该书成功运用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对存在于中国某些少数民族当中的水文化、“跳菜”礼仪、“采百花”情歌、化賨、傩祭仪式、“苦扎扎”节、婚礼口头论辩等文化象征符号及其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为西方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本土化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支撑。

  第四,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体系。象征人类学理论纷繁庞杂,若要对其进行分析整理,找寻其中的逻辑发展线索,往往需要体系的帮助。体系可以将纷繁庞杂的理论、观点串接起来,使理论、观点变得条理分明。《象征人类学理论》-书,以象征研究为纽带,建构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体系,为深入理解纷繁庞杂的象征理论和观点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全书解析了象征人类学的由来、发展与演变,形成了一套由象征人类学基本概念及特征、象征人类学理论渊源、文化人类学其他理论学派的象征研究、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学说与方法、象征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本土化等构成的象征理论体系。作为人类学一个重要流派的象征人类学,其研究宗旨,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形成和建构一个以象征研究为中心,能够揭示和解释文化现象背后所隐含的深刻意义的完整理论。应当说,《象征人类学理论》-书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肯定该书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书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憾。例如,作为象征人类学的核心部分,即第四章《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学说与方法》,略显单薄,仅仅对特纳、利奇、道格拉斯、格尔兹、科恩、尼达姆等几个代表人物的有关见解分别进行了平面介绍和评析,缺乏必要的整合,由此影响了对象征人类学核心部分的立体认知;该部分对象征人类学大师施耐德着墨不多,结构安排上也显得有些失衡;该部分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象征人类学新进展的论述,也较为简单,对发生这种新进展的动力机制缺乏深入分析。该书虽然揭示了象征人类学理论学说中有关象征符号分类体系和象征意义层次结构的理论假设,却未能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运用这种理论假设来分析具体的中外民族文化现象。另外,该书也忽视了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文化象征符号和意义进行系统分析。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变迁必然会导致象征本身内涵的历时变化,对这种变化及其背后的动因及特点进行研究,应该是当代中国象征人类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分类体系和象征意义层次结构进行具体分析和概括,以及如何对这些象征符号在当代社会转型中的变化和传承进行深入解读,是中国象征人类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所面临的新课题。这有待包括本书著者在内的诸多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希望他们为此做出更多新的贡献。

  (作者苏醒,女,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责任编辑 马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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