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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的归途


□ 许纪霖

  关于闻一多,曾经是一门显学。由于毛泽东当年号召写“闻一多颂”,所以,所谓的“闻一多道路”——从自由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者谈论得太多太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一个经典性范本。然而,当今天回过头来重新细读闻一多的资料时,我依然为一连串的问题所吸引:罗隆基当年说过闻一多有“三变”:从二十年代的国家主义者变为三十年代的书斋隐士,再变为四十年代的革命斗士。但在闻一多的内心,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因素,决定了他变化的走向?假如说“闻一多道路”真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归途,那么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我试图在众多的因素中寻觅,最后发现了一把解读的钥匙,那就是——浪漫主义激情。
  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闻一多出生了。世纪之交出生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五四”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他们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从一九一二年考取清华学校,到一九二二年毕业赴美留学,闻一多在清华足足生活了十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五四”,从新文化运动到爱国学生运动。闻一多以后所有的人生,几乎都可以在这段岁月中找到青春的线索。
  “五四”既是一场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浪漫主义的狂飙运动。如果说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对法国理性主义的反弹,带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意味的话,那么中国的狂飙运动从发生学上说,却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是对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反叛。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到李大钊的讴歌“青春”,都可以看到热血沸腾、情感奔放的浪漫主义对传统的背叛激情。闻一多身处这样的文化氛围,不能不受此感染。
  闻一多是楚人,楚人多浪漫,且狂放不羁。这样的情感无疑是诗人的气质。他开始做诗了。当时白话文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闻一多也以白话诗人的姿态崛起,很快就确立了自己在诗坛上的地位。闻一多自负地认为,在众多新诗人之中,自己的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之上,惟有郭沫若算是劲敌。照他看来,白话诗首先应该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闻一多最看重的还是浪漫的激情,那是诗的灵魂。胡适、俞平伯这些新诗人新则新矣,但都过于理性、节制,缺乏万丈豪情和狂恣的幻想,难怪闻一多对他们颇不以为然。而视为唯一劲敌的郭沫若,是“五四”最富浪漫气质的激情诗人。由于反叛的对象是传统的纲常伦理,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带有强烈的自我扩张和个性解放意味。郭沫若在《天狗》中自豪地宣称“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气魄是多么的宏大。闻一多也不甘示弱,在清华临近毕业时也喊出了:“如今羲和替我加冕了,我是全宇宙底王!”不过,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很快就从自我扩张走向了另一面:与某种群体性的献身目标相结合。作为一种反抗传统伦理价值的社会思潮,“五四”的浪漫主义有打碎一切偶像的诉求,然而一旦旧的偶像被抛弃,价值信仰系统出现了真空,浪漫主义却无法自我填补这一真空,因为它只是一种情感的狂飘,一种意志的冲动;它有足够的破坏力,而缺乏建构新信仰的理论架构。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较之理性主义更不自信,更需要一种外在的新偶像,作为激情的依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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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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