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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这个人


□ 刘慧儒

  小时候看《水浒传》,最失望的是宋江这个人。说是爱习枪棒,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可一卷读完,未见他使出像样的一招一式。遇到险境,不是叫苦,就是跌足,要么拨马先逃,潜身躲藏,全无半点英雄气概。真纳闷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诸雄何以竟与此等人为伍,并尊其为头领!
  涉世稍深,又看出宋江伪善和权诈的一面。他谦恭礼让、乐于助人,骨子里却工于计算,支配欲极强。这一印象,后来在金圣叹的评本里得到了印证。可我始终不解的是,梁山泊人才济济,施耐庵何以让这么个人位居群雄之首,因而觉得这是小说的一大缺憾。
  近读《水浒传》,忽然茅塞顿开:施耐庵不正是通过宋江的成功以警世人吗?
  宋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宋江以忠义的化身自居,连自我介绍时也忘不了说“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但细检其所为,殊难找到忠和义的踪影,充其量只有一些博施的善行而已。我们知道,“施”与“义”是两码子事:《三国演义》里曹操笼络关羽是“施”而非“义”、关羽千里走单骑才是“义”。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救困”,说穿了,予人以利的成分多,行义的因素少,《水浒传》作者用了“散施”二字,可谓大有深意存焉。所谓散施,不管张三李四,逢人送钱是也。他这头救济虔婆,那头赍助帮闲,为做媒的王婆“做好事”,让卖药的王公称“恩公”,就是杀人后畏罪潜逃之际,银囊也不见羞涩:栖身富豪柴进庄上时,仍多番背着主人馈银与同为避难者的武松;在清风寨,每日变相送钱给相陪的下人。后来身为囚徒在发配途中,还是像散财童子般一路乐施不疲。遇上劫贼,奉行的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金钱外交:“我自多与你们银子相谢。”到了江州牢城营,更是上下打点,管事的、听使唤的,里里外外,能塞钱处一味地塞。银子春霖般哗哗下过之后,我们便读到“满营里没一个人不喜欢他”。
  宋江上梁山之前的所作所为,除施舍银两外,实在乏善可陈。而疏财也并非具体地周人之急,扶人之困,而是泛泛地予人以好处,广结人缘。当然,予人以好处,本无可厚非,只要当事人手有余财,尽可多多为之,受惠者不管困厄与否,总会高兴的。只是,宋江出身农家,职业不过是县衙的押司,每月进项,顶多几两银而已,终年积蓄的财,也不够他痛痛快快地疏上一次半次。单靠正当收入,“及时雨”这响亮的名头无论如何是赢不来的。
  宋江收入菲薄却大行慷慨之道,不免有点蹊跷。他散施的银子究竟从何而来,《水浒传》未作正面交待。但在讲到宋家隐秘的地窖时,有一段闲文颇堪玩味:
  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窖子?原来故宋时,做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做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第二十一回)
  宋江挖这个藏身的地窖原来是因为做吏难。做吏为什么难?解释是:做押司的,一旦犯罪,轻则发配,重则问斩。其实,这句话并未正面说明做吏有何难处,只是强调为吏者犯罪难逃法网而已。古往今来,有罪则有罚,不管犯人为吏为官还是为民;至于为吏者知法犯法,量刑较重,乃是各朝通例,非独宋代如此。所以这句话并不在解释做吏难,更像是搪塞。这不似作者一时疏误,而是用心之笔。写到宋江时,作者每每用一些囫囵话把行文分成两个层次:表面上极力塑造、维护宋江的正面形象,在深层却又解构它、戳穿它。上面引的那段话也是这样:作者一方面告诉读者,当押司的有莫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却以文不对题的解释否定了这一风险。也就是说,宋江挖地窖并无特别理由。没有客观风险而预先安排退路,想必另有隐情。耐人寻味的是“重则抄扎家产”这句话。量一区区押司,有何家产值得惊动官府查抄?可见押司职位虽低,也有致财的可能。宋江倒不像是聚敛盘剥之徒,但他收入微薄,却“端的挥金如土”,这如土之金出自何处,不能不说是一大疑案。而他家那口地窖子恐怕是个有提示性的注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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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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