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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忧伤后的轻松


□ 蒋星煜

孤陋寡闻的我,本来不知道赵耀民这位剧作家。
我和戏剧大师黄佐临认识多年了,只是泛泛之交。“文革”期间我们二人被隔离在石门一路333号一间斗室中,达半年之久,无话不谈。当然也谈了有关话剧的一些往事,他知道了我1939年就在左翼剧联核心人员之一的旅冈(卢豫冬)指导之下,写了关于新演剧社演出《伪君子》的剧评,并被同时刊登在《文汇报·晚刊》、《中美日报·艺林》一事,我们很快就进一步拉近了距离。

“文革”噩梦过去,他曾坚持要我观看他所导演的几个戏,赵耀民的《闹钟》就是其中之一。我被赵耀民的《闹钟》惊醒之后,一直没有能得到安宁,接着又看了他的好几个戏。
《闹钟》的故事并不复杂,人物也不算众多。
某大学某系讲师何人杰已经56岁了,历届评职称都不顺利,没能评上高级职称,因此家里住的条件极差,妻子刘兰也把这个丈夫看定了是个没有出息的家伙。因此,何人杰的日子很不好过。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希望呢?很难说,因为根据编制,一个系有多少教授、副教授、高级讲师和讲师,都有定额,必须遵守。但是,变通办法还是有的,如果某位讲师逝世,还可被追认为高级讲师,这样既不占名额,并不影响别的讲师的晋升为高级讲师,所以没有阻力。至于被追认为高级讲师之后,能否补享高级讲师之待遇?内部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作为一个活人,何人杰甘愿在“何人杰同志追悼会”上扮演遗像,我认为目的有两个:主要是希望补享高级讲师的待遇,其次是在妻子面前也可以少受些委曲。其他的问题,他似乎并没有作慎重的思考,就匆促地同意了学校当局做出的安排。
我们知道大学教师的编制确实是每个系有固定比例的,推而广之,其他医院、机关、文化单位等等,也都有类似大学的人事制度。赵耀民之所以选取这一题材,显然认为这种制度是不合理的。一个大活人在追悼自己的追悼会上扮演遗像当然是极度夸张的手法,在现实生活中恐怕不一定有。
但是,我仍要为他提供两个旁证,帮他说话。20世纪之初,法国有篇短篇小说,写五位画家在一起开会讨论,决定其中一人“死去”,然后把他的作品哄抬高价卖出。这位“死去”的画家永远不再抛头露面了,而事实上出殡的行列中,他本人就前后奔走地张罗着,当然面容乃至服装都换了另外一套。再就是一部苏联描写秘密战线的电影,大出丧在行进时,棺材盖稍稍往上一移动,棺材中的“死者”用枪准确地杀死了一名送殡的官员,却没有找到“凶手”。所以赵耀民采用这样的情节,我也不必苦苦追究其可能性、合理性。
何人杰的夫人一直后悔当初选择了这个没出息的丈夫,当暴发户石富年追求他们的女儿倩倩时,走动得比较勤,他不得不敷衍这个未来的丈母娘,于是何夫人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也向石富年频频发嗲,母女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更使何人杰的命运极度悲剧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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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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