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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权利和身体


□ 汪民安

福柯是一个巨大的矿藏,在欧美知识界,在不同时期,人们在他那里挖掘不同的资源。七十年代在挖掘他的考古学,八十年代在挖掘他的谱系学,最近,人们对他的政治学充满了兴趣。福柯的政治学,先后有两大板块构成,一个是他的微观权力概念,这个概念同国家主权概念针锋相对,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另一个是他的生命权力(biopowe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今天,人们对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概念的兴趣激增。这其中,有三个重要的文本推波助澜。一个是著名的福柯专家保罗·拉宾罗(Paul Rabinow)和罗斯(Nikolas Rose)合写的论文《对今日生命权力概念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Concept of Biopower Today”),一个是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生命权力的阐发,另一个则是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对福柯的重读。这其中影响最大的,也可以说对福柯最具有批判性解读的还是阿甘本的著作:《牺牲人:主权和赤裸生命》。
阿甘本的这本书明显是从福柯《性史》第一卷《求知意志》中最后一章发展而来的。福柯在这一章中指出,从十八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在大规模地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权力在设法保持身体的健康,在投资生命,“权力围绕着生命,沿着生命的过程建立自己的支点”。权力采用两种方式来管理生命: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性的积极训练,权力对单个身体的管理被称为身体的解剖政治学;另一种是权力对作为一种总体的人口数量的管理调控,这即是人口的解剖政治学。权力对单个身体和对总体性的人口进行两方面的技术性控制,福柯将这样的权力机制称作生命权力。在此,身体,是被动的,它听凭权力的锻造和揉捏,它是权力在其上运作的媒介和中转站。
阿甘本——根据福柯的思路——同样注意到这样一个过程,注意到身体作为政治支点的历史进程。在他这里,同样是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身体在现代政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阿甘本偏离了福柯的方向,或者说,他补充了福柯的漏洞。福柯强调权力对身体的宰制和包围,这个身体是被动适应的沉默身体。但是,福柯忽视了身体——尤其是纯粹的出生—身体对权利的主动影响。不是身体/权力(body/power),而是身体/权利(body/right),成为阿甘本的出发点:身体不仅是权力的被动干预之所,它同样也是权利的主动起源之处。身体的出生,恰好是人权的基础。身体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阿甘本在《人身保护法令》和《人权宣言》这些奠基性的政治文本中发现,身体是政治保护的对象,权利正是对身体的自然保护。正是将身体作为权利的基石,现代民主国家同古代国家就区分开来。在十七世纪之后的现代时期,“成为新的政治主体的不是自由人及其法律和特权,甚至不是绝对的人,而毋宁说是身体。民主恰恰是作为对这个身体的维护和呈现而诞生的”。身体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才发展出这样一套观念:私人优先于公家,个人优先于集体。而在古代国家和中世纪国家,这样一个身体作为政制的基石并不存在。现代社会的权利观念正是借助身体而滋生出来,权利反射了身体。这其中,最显著的事实是,出生,即纯粹的自然生命本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纯粹身体——在现代社会“第一次成为主权的直接载体”。出生和主权,在古代政制中是分离的,出生并不自然地和主权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身体是否是主权的载体,就成为古代政体和现代政体的一个基本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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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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