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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予中国古典建筑装饰文化的审美启示


□ 刘忠红

内容摘要:“文”,在中国古典建筑装饰文化中,表达着一种人对自我肯定的强烈要求。本文试图通过古时“文”字字意以及儒家倡导“文”“质”相符所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化品格,对中国古典建筑装饰中呈现出来的“错采”与“白贲”这两种大相径庭的审美风范进行分析比较,简明阐释在“错采”与“白贲”这两种装饰表现中,体现出来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所具有的内外合一的审美理念。
关键词:“文”“质”古典建筑审美

“文”,在古时的字意为“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周易·系辞下》给“文”做出的定义。就是说,世间万物,性相各有不同,呈现为“杂”的现象。纷繁复杂,不可穷尽,这便是客观万物的“文”。“物一无文”(《国语·郑语》),因“杂”而成“文”,这使“文”的概念具有了普遍存在的美学意义。张怀瑾在《文字论》中指出:“浓云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袁枚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认为:“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锦绣,亦文也。”前者是说,自然本身的一切现象,都具有“文”的特性,可称“天文”;后者是说,人工造制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现象,也都具有“文”的特性,可称“人文”。历史上“文”所富含的文化意蕴,赋予中国古典建筑装饰以一而二、二而一的审美启示。
凡“文”性在“相杂”的“杂”,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条不紊。在《易传》中就阐释了这一美学特质:“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言天下之至颐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这是在说,“天文”、“人文”之一切差异流变,虽然至杂无比、至动无限,却显得整齐划一、井井有序,此可谓“天人合一”,也即“天文”与“人文”的和谐统一。
“天文”与“人文”和谐统一的关系,在儒家学说中被体现为一种文与质的相互关系。儒家认为,文是物的掩饰,质是物的本性,文与质的关系和谐一致才合乎于“礼”。《论语·雍也》辩证地指出:“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即是说,“君子”内在的质与外在的文应该是一致的。若外表缺乏一定的文饰,这是“质胜文”,人就显得粗野无礼;若外表过于华饰,这是“文胜质”,人就显得浮华无度。二者所为,均不是“君子”之风范。儒学是极其讲究“绳墨规矩”的,《荀子·礼论》中说:“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儒家之“礼”,在儒家看来,人的内在生命需求与外在伦理要求是必须相互统一的,这种礼既是强制性的,也恰恰是人内在生命的自觉要求,为生活所不能脱离的一种范式。汉代扬雄在儒家立场上所著的《法言》,将人外部的“威仪文辞”释为“文”,将人内在的“德行忠信”称为质,反对有“质”无“文”或有“文”无“质”。扬雄还在《太玄经》中提出:“阴敛其质,阳敛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这就将儒家充满伦理说教的“文”、“质”相符说,提高到宇宙论的哲学高度,认为宇宙本源在于所谓的“太玄”,“太玄”生阴阳,“文”、“质”统一,是阴阳本有的调和。随着儒家及其后世继承者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主导构成部分之后,“文”、“质”相符,就成为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审美所崇奉的基本文化品格之一。
中国古典建筑装饰的主流是宫殿建筑、寺庙建筑和园林建筑,其中又以宫殿建筑居于首要地位。自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地位居百家之上以后,儒学的总体价值取向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同样制约着中国古典建筑装饰的审美观。就古典建筑装饰而言,要不要装饰,装饰什么,以及装饰到何等程度,其所掌握的文化尺度,是以儒家基本文化体系为根据的。建筑装饰的主题、规格、品位等,都闪烁着“文”、“质”相谐的义理之华。比如,对龙这种装饰符号的使用,只能出现在皇家的都城、宫殿、坛庙、陵寝等建筑上,或者出现在与歌颂王权思想有关的建筑上。像明清紫禁城内的太和殿盘龙金柱、九龙壁,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正面盘龙石柱、殿内楠木天花错金装龙柱等,通过装饰,充分显示这些建筑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又比如,明清宫殿上的装饰专用色是黄、赤,而黑、灰、白则为民居的专用色。彩画装饰题材以龙凤为至尊,锦缎几何纹样次之,为体现宫殿建筑的威严,花卉纹样不被使用。在彩绘材料中,用金多少的等级次序为:和玺、金琢墨石碾玉、烟琢墨石碾玉、金线大点金、墨线大点金、墨线小点金等。这些建筑装饰语汇的分门别类,意在体现“文”、“质”相谐统一。即为:建筑装饰是建筑物的“文”,一定建筑物的主人身份地位,是一定建筑装饰的“质”。“文”是由“质”所决定的,“质”是靠“文”来“诉说”的。“文”、“质”相匹配,才使建筑具有了独特的审美要意。否则,就如扬雄《法言》所述:“鸿文无范,恣意往也。”既不可为,也不可取。所以,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像西方巴洛克或罗可可式的夸饰风格,而是在儒家学说一步步地融入人心的过程中,暗含了中国古典建筑装饰审美的演变历程:由汉代奇崛瑰丽的扬弃,至六朝隽秀清灵的流变,至唐代舒展明朗的转型,至宋代华丽秀美的涵化,最后在明清那种恭谨、严密、沉重的建筑装饰风格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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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5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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