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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指头


□ 庞 煌

  浏览史书,追踪祖先的足迹,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假中读书,看到《宋史》上一段关于音乐史的记载,就很有意思。
  据云:北宋末年,徽宗鉴于“大乐之制,讹谬残阙”,于崇宁元年(一一○一年)举行乐议,博求知音之士来修订乐律。参与议论的名士许许多多,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会议延续了一、两年。
  有一个叫魏汉津的人,据称曾在西蜀拜唐仙人李良为师,学得了“鼎乐之法”。他说:当年黄帝、大禹,都是以声为律、以身为度来制礼作乐的。其法以左手三、四、五指各三节,合之为九寸,就是黄钟之律了。黄钟既定,其他音律随之而生。“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为一代之乐制”。
  这个意见显然是违背科学的,无怪遭到了人们的激烈反对。礼部员外郎杨说魏汉津的理论是“乐之蠹也”,他另外提出了一个自夸为“乐之正也”的理论,叫“五声十二律”。按照他的理论,要取消周代业已形成的七音阶中的变宫、变徵两个半音,回到更古老的只有宫、商、角、徵、羽五音的乐律去。为此他写了“《乐书》二百卷”,最根本的一条理由就是:宫为君,“而君不可变”,所以不能有变宫,此“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也。
  这便是崇宁乐议上的两种主要见解。两者之中,魏汉津的理论固然是无稽之谈,杨的理论同样不是有识之见。他们互相攻讦,彼此非难,并不是由于谁的音乐修养更高些,也不是由于谁的科学良心更多些,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在博得皇帝欢心方面,抢在对方前面而已。至于乐律如何更合理,乐声如何更悦耳,这些本应成为乐议中心议题的方面,在他们发言中,则完全退居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成了突出他们主题的陪衬。
  争论的结果,当然以魏汉津的说法更动听一些,所谓“时论方右汉津,细议”。于是,崇宁三年正月,开始按照魏汉津的理论,铸九鼎,铸帝坐大钟及二十四气钟。崇宁四年三月,鼎成,赐汉津为冲显处士。八月,赐名新乐为“大晟”,皇帝在大庆殿受群臣祝贺,加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据《宋史·乐志》说:“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称寿。”甚至“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广庭,回翔鸣唳。”于是龙颜大悦,“颁乐于天下”,“令教坊按而习之。”
  故事到此,本已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了,但事情远还没有结束。据说过了十三年,皇帝突然梦见有人对他说:“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他后悔不迭,不禁惊醒。原来当年魏汉津请量帝指尺寸时,内侍黄经臣以为“帝指不可示外人”,只量了个大概尺度。于是赶紧又重新量了指头吩咐下去。无奈前律已颁,新尺寸比过去偏长,为了免却“动人观听”,只好悄悄作罢。
  以后的事情,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了。不仅凤凰始终没来,连宋徽宗自己,也在九年之后跟儿子一起当了金兵的俘虏,作关外孤雁去了。至于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魏汉津和礼部员外郎杨,也很快便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历史总是无情鞭挞恶人的。崇宁乐议的最后得胜者是谁呢?请看:“魏汉津定崇宁之乐,制器不成剂量,工人皆随律调之,大率非其本说,而魏汉津亦弗之知。”(《古今治学略·明律吕》)这就是说,颁之天下的虽是大晟律,经工人之手造出来的乐器,却并不是根据那个“神圣的指头”的尺寸,而是依靠工人自己“灵敏的耳朵”的听觉。尽管魏汉津利用他的拍马理论出尽了风头,却始终未能得到乐工们的认可,而被轻而易举地否定了。沈括在谈起这一事件时曾评论说:此事“可发识者一笑”。
  这段掌故,确实可发识者一笑。今天的识者,恐怕不会仅以一笑置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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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0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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