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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与磨坊主


□ 李伯杰

  腓特烈二世(一七一二——一七八六),普鲁士国王,一七四○至一七八六年在位,被尊称为“腓特烈大帝”,民间则多喜使用腓特烈(即Friedriech)的昵称“弗里茨”,称他为“老弗里茨”,亲昵与调侃尽在其中。在当代德国,除了文化英雄之外,他是少数受欢迎程度较高的政治人物之一。所以,尽管“二战”结束后普鲁士作为“万恶之源”(丘吉尔语)饱受批判,但是腓特烈大帝却未受到太多株连,仍然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政治英雄之一,至今余威犹在,依然为许多德国人所景仰。在打造普鲁士国家的过程中,腓特烈大帝作用非凡,留下了几多故事;而这些轶事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其中一件事被德国作家约翰·彼得·黑贝尔(一七六○——一八二六)改编成脍炙人口的故事《国王腓特烈和他的邻居》。这个故事发表在黑贝尔的“日历故事”里,即每天翻开一页日历,日历上都有一个故事,因此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寻常百姓家里也流传广泛。
  这个故事讲的是,腓特烈大帝性好清静,因此他也步法国国王之后尘,在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无忧宫,以躲避柏林的嘈杂和喧嚣(一说他与王后关系冷淡,因此不愿在柏林常住)。无忧宫落成后,腓特烈欣然入住,但却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烦恼。原因是无忧宫旁建有一座磨坊,磨坊工作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打破了国王渴望的宁静,干扰了这位哲人国王的沉思。国王终于忍无可忍,于是召见了磨坊主,对他说:你的磨坊对我的干扰太大,所以你我二人中有一人必须离开。接着他让磨坊主开个价,要把磨坊买下来,以绝后患:
  磨坊主说道:“国王陛下,您认为您这座宫殿值多少钱呢?”国王回答他说:“您这人还真不一般呐。您有多少钱,可以把朕的宫殿买下。您觉得您的那座磨坊所值几许呢?”磨坊主回答道:“最最仁慈的大人呐,不过您也没有足够的钱来把我的这座磨坊买下。”国王开了个价,接下来开了第二个、第三个,但是磨坊主始终不为所动,一再说:“这座磨坊是不卖的。”他说道:“就像我生在这里一样,我也要死在这里。而且就像我从我的祖辈手上把这座磨坊继承下来一样,我的后代也将从我手上把它继承下去,在这座磨坊里得到先人们的福荫。”国王说话的语气严厉起来,他说:“您这人好不晓事,您知不知道,其实朕根本无须与您费口舌?朕叫人给您的磨坊估个价,叫人把它拆了。然后再给您点钱,您要也好,不要也好,悉听尊便!”闻听此言,这个无所畏惧的磨坊主笑了,他回答说:“说得好,尊贵的大人,假如柏林没有最高法院的话,您当然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说,只要国王敢这样干,他就敢提起诉讼。国王是一个正直的绅士,也很仁慈,所以磨坊主的真挚和无畏非但没有引起他的不快,反而令他高兴。所以从这一刻起,他下令不得为难这个磨坊主,并且与这个磨坊主保持着和平的邻里关系。聪明的读者也许会对这样一个邻居产生敬意,对于这样一位君主心怀更大的尊敬。
  时至今日,这个故事仍在德国流传,并在流传的过程中越来越富于传奇性。据说,后来磨坊主的子孙因为经济困难打算出卖磨坊,而腓特烈的继任者或继任者的继任者甚至出钱资助磨坊主,以保护这座神圣的文化丰碑,因此无忧宫旁的风车得以傲然屹立,我自岿然不动,给这座宫殿平添了几许浪漫色彩。很多人都把这个故事视为普鲁士作为一个模范的法治国家的明证,而腓特烈大帝则是普鲁士法治国家的守护神。为了国家的法制建设,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他身体力行,不惜屈尊降驾,受制于一个草根磨坊主,而恰恰以此为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实现了他的座右铭:“朕乃国家之第一公仆。”对于加强普鲁士民众的法制意识、构建法治国家,这个故事、这种叙述的功效不可估量。
  的确,在维护普鲁士的法律、巩固普鲁士的法制文化方面,腓特烈大帝可谓不遗余力。普鲁士一向以法治国家的典范而闻名于世。但是一七四○年腓特烈登基时,普鲁士的法制状况则极其堪忧。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的历史进程延迟几乎一个世纪,给德意志造成的破坏难以言表,给普鲁士造成的破坏尤甚。在法制方面,虽经前两任国王的整顿,腓特烈面临的仍是举国法度废弛,贪污盛行,弊案丛生。法官的素质亟待提高,其经济待遇亦然;于是他们就靠山吃山,靠吃讼案敛财;律师的状况也大致如此,靠水吃水,靠吃当事人为生。这样一来,法院判决不公便在所难免,致使弊案层出不穷,而且案件无限期地延宕更是家常便饭,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有一个案件居然拖延了二百多年而未决,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笑料。
  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后,腓特烈得以腾出手来解决法制问题。他解除了原来的司法部门主管的职务,任命了亲信萨穆埃尔·封·柯克采依为大总管,命令他进行司法改革。同时,针对案件久拖不决的弊端,他下令设立一系列机制,规定所有案件必须在一年内结案。一七四七年一月,柯克采依率领六名法律专家前往多事之地施台亭等地办案。半年后,他不辱使命,在施台亭解决了两千二百八十四个案件,在屈斯特林为一千一百一十个案件结了案,其中包括那个著名的“二百年案件”。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收效良好,不但法治得以实施,而且民众的法制意识加强了,权贵高官们的行为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遵纪守法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普鲁士逐渐成了德意志乃至全欧洲和全世界法治国家的典范。本来在专制国家里,权力很难受到限制,权力的滥用司空见惯。但是普鲁士的法纪严明,这在世界法治文化史上堪称一个奇迹。由此看来,腓特烈大帝堪称维护法律尊严之模范。在德国人的历史记忆中,腓特烈大帝是法律的制定者和保护神。他曾经两次立下政治遗嘱,规定人人必须遵守法律,立下法大于人而非人大于法的规矩。在一七五二年的政治遗嘱中,他写道:“我决定永不介入诉讼程序;因为在法院里应当是让法律说话,统治者应当沉默。”一七六八年,他对其政治遗嘱做了修改,写道:“统治者不应介入法律程序。只有法律才有发言权。统治者的职责只是保护法律。”《国王腓特烈和他的邻居》就是对于腓特烈加强法制的一曲颂歌。这个故事是否确有其事,在腓特烈的传记里没有见到有关的记述。但是在他的传记里、在史书中,另一个有关腓特烈与法制建设的故事则确有记载,这就是著名的“磨坊主阿诺德之案”。但是史书里的腓特烈则与文学里的腓特烈大相径庭,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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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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