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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战争的文学隐喻


□ 赵京华

  《“国民作家”的立场》(下称《立场》)处理的是民国初年到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期间的一段中日文学关系,涉及到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孙工的《续一个青年的梦》和周作人的“儒家文化中心论”,还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及太宰治的《惜别》等。所讲历史仅三十余年,所论作家的作品也决非经典,毋宁说都是一些被文学史叙述抹消掉或几乎被忘却了的文本和文学“事件”,但是,由于摆脱了一般比较文学研究的模式化架构而有意识地导入了“民族国家”的视角和“互文性”分析方法,从而使沉埋着的文学记忆被强有力地激活,引导读者得以重返国家与战争血雨腥风的历史现场。从文学关系的“个案分析”入手尽量复原中日两国那段多种因素呈交织状态的复杂历史并给出自己的解读,是此书的主要写作目标。而在阅读过程中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其贯穿始终的自觉的方法论意识。
  比较文学研究起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欧,正如一九○○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上的“世界学术会议”中赫然出现“比较文学史”的议题所象征的那样,与展示西欧文明征服世界所获殖民战果的早期万国博览会一样,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一抹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论(文明传播说)或者东方主义色彩,这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虽然作为一种方法的比较文学确实开拓了人们研究文学的时空视域,但其中隐含着的进化论式线性逻辑思维模式乃至文明史观上“文明必将征服野蛮”的偏见,也的确阻碍了人们对文学现象和各国之间复杂的文学关系史的深入思考。中国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便开始关注比较文学的应用(如戴望舒翻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陈铨写作《中德文学研究》等),但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考察中国作家与世界各国文学的关系而呈一时之盛,是在“走向世界”的口号最深入人心的八十年代。鲁迅与俄罗斯文学、茅盾小说与法国写实主义、老舍与英国文学、巴金与西方安那其主义、曹禺戏剧与欧洲基督教传统、《野草》与《恶之花》等等,诸如此类,可以说,新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作家与外国的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关注。这种在今天看来有点儿异乎寻常的现象,如果和稍后出现的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联系起来看,则不难发现,如此注重中国文学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其“影响关系”的谱系学式渊源追溯,研究者有意无意中是在向现代文明起源地的西方寻求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根据。就是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依据和价值判断基准在西方,似乎如果证实了中国文学与前者的“类似性”或者“影响关系”,其现代性就会得到保证似的。我们是在不自觉地把西方观察东方的“视线”当成了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冒失地讲,这可以称之为一种“颠倒”了的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重要的是,这种“颠倒”的东方主义在当时并没有被大多数研究者自觉到,于是,比较研究在“翻译与模仿”、“传播与接受”、“冲击与回应”、“影响与独创”等一系列二元论模式中来回打转,除证实了中国新文学的起源直接与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文学相关联,其现代性乃是在接受、模仿和对“本真”的西方进行“创造性转化”而获得的之外,并没有对文学自身获得更深入的理解。相反,从本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语境来追寻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这一紧要的课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上述二元论模式更遮蔽了我们从多元视角观察和进入中国现代文学与各国,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关系史(而非单纯的影响接受史)的视线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走向世界”激情的减退,上述“东方主义”式的“影响比较”研究逐渐冷落下来也是势所必至。我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如“中日文学关系”、“中韩文学关系”这样具有相当“密切性”的“关系史”研究需要新的视野和方法论架构。
  《立场》在突破传统比较文学的框架,构筑观察中日文学关系的新视角方面是有着明确自觉的。作者在“导言”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近代以来由于“现代化程度的差异,地理距离的切近以及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三种主要因素互相发酵,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向更为复杂的状态延伸。这种延伸体现在文学关系上,就是两国文学发生了广泛、直接而又密切的关联,呈现为交织状态。这种交织状态的密切性甚至超出了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所处理的范围”。这里,用“交织状态”来描述那段(准)战争状态下的两国及两国文学关系十分到位。我们知道,中日两国之间的现代化历程虽有时间先后的差异,但于现代性发源地的西方之外试验现代化而走过百年历史的经验是相通的。同时,在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背景下形成了殖民与反殖民、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而传统的地缘文化的共同性又使其文学的交往并非如东西方之间那样呈现出单线的强势一方流向弱势一方的态势。因此,无论是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的确都不足以解开如此具有密切性的“交织状态”,必须找到规定了那个时代文学性质的更有穿透力的文化政治分析概念。这就是体现在这本书书名上的“国民作家”的立场,即“现代民族国家”视角,而这个视角也确实成了贯穿该书全篇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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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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