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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特色的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群



  
  云南是人类古老的发源地之一,闻名于世的元谋人化石和禄丰恐龙化石,向世界昭示着这块土地的古老与厚重。云南还以民族众多而闻名于世,它以独特的民族风情和立体的高原特色吸引着外界的目光。植根于红土高原的云南文学,也因此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现、当代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作品,结出了丰硕的文学之果。
  那么,那些生活于红土高原的各民族女性,她们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如何?
  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26个民族都是云南红土高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少数民族女作家因为民族的历史发展、语言条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等因素,其成长道路比汉族女作家更艰难和曲折。她们的成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和汉民族有着相似的情景,很多民族的妇女在历史和文化中都是处于边缘状态。汉民族的文学史上虽然能找到一些妇女写作的踪迹,李清照、蔡文姬等人也能以自己的才华青史留名。但是妇女写作从来没有形成规模,更不可能参与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她们在文学史上,是一条若断若续的灰线。
  长期以来,云南各民族沿袭的基本是民间文学传统,鲜有自己的作家文学史。少数民族妇女虽然没有汉文化“三纲五常”的约束,但是在历史中妇女的地位却同样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女性不写作的原因在于,她们一直被排斥在许多人生经历之外,她们的生活天地是狭小的,这纵然能使她们专注于自己的心灵观察和情感体验,可社会为她们提供的写作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①甚至在东西方民族中,女性在写作中的地位大致相同,和历史发展、社会形态、女性思想的觉醒都有密切关系。
  除了生活形态和方式有差异外,各民族妇女和汉族一样,从生物性的角度早已经被命运规定好既定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她们的生活天地狭小,被文化规定好的角色意识所约束,甚至主动向其靠拢,以求获得男性社会的认同。所以,文学史中没有她们的地位,而在各个时代的“烈女”“节妇”名录中却不难找到她们的名字。从社会性的角度看,她们在历史中长期处于缺席状态,或边缘化,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在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场景中找不到女性的身影。像从事文学写作这样的精神创造活动,更是没有女性的位置。
  但是,另一个让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中又都离不开女性的形象。她们是文学歌颂赞美、着力塑造的对象,或者说是严格按照男性文化的审美标准去表现的对象。所以她们的身份依旧离不开母亲、妻子、女儿,也只有在遵守文化为自己规定好的角色并认真扮演好这一角色的情况下,她们才可能被文学赞颂。比如彝族撒尼人民间传说中的阿诗玛,傣族民间传说中的南诺娜等等。但同时女性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获得过发声的权利,无论她们的形象被塑造得如何完美,读者都不可能真正走进她们真实的心灵世界,那是一个丰富而处于沉睡状态的矿藏。
  所以,二十世纪蓬勃兴起的女性文学,意味着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她们不再满足于被表现和言说的地位,而是希望用自己的声音来吟唱自己的歌。而历史的发展进步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也为这种觉醒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和支撑。现代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现代人文思想的深入人心,推动了全球范围女性文学的兴起。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写作,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她们起步要晚得多,但也因此可以学习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女性只有在掌握文化知识、主体心灵觉醒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从事文学写作活动并取得成功。而建国初期的云南各民族女性,大多数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云南由于处于边地,因为历史等原因造成了经济、文化方面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一些民族甚至刚刚从刀耕火种中走出来。民族的生存、发展、进步是时代的首要任务。女性的解放只能在民族解放的前提下进行。或者说她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是大写的“人”的解放,而作为“第二性”的性别意识上的解放和文化自觉,则需要一个相对长的酝酿过程。所以,在建国后比较长时间的文学空间中,云南各民族女性写作者的身影暂时处于零散的状态,还不能构成一支有写作实力、能展示高原特色的队伍。除远在北方的彝族作家李纳和丽江的纳西族作家赵银棠已经具备写作的实力外,其他民族的女作家基本还处于孕育和准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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