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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伦理问题


□ 韩东育

  摘 要:从政治和经济等视角来把握前近代东亚体系,曾经给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面超越表象的镜鉴。但是,由于这种研究手法具有一定的倒叙色彩且缺乏必要的周延,遂使大量的事实被排除于历史叙事之外。当按照以往研究框架难以讲通的许多问题,反而能在伦理层面上得到更进一步的理解时,探讨前近代固有的伦理关系体系及其价值,将有助于人们对东亚历史和现实的全面认识。

  关键词:前近代东亚体系 伦理 两极对峙前近代东亚体系,①一般被表述为“华夷秩序”、“朝贡体系”、“册封体制”、“中国文化圈”或“朝贡贸易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丰厚的业绩。①就研究内容看,问题一般被分为政治(宗藩)、经济(朝贡)和文化(华夷)三个领域。其中,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文化问题也逐渐被功利化的解读所取代。这种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研究范式,固然为人们清晰地把握区域关系特征提供了便利,也使以往停留于表面的议论变得意义有限,但如实而言,这种清晰和便利的剪裁者,却是传统概念包裹下的近现代价值和标准。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研究中经常遇到功利性诠释所无法解读的大量史实例外,而这些例外的存在又总是关涉伦理属性时,近现代国际关系框架所难以涵盖的前近代东亚特有现象,易于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这意味着,在充分肯定利益观察维度所具有的研究价值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伦理要素在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重要意义。这里的伦理,主要指规定前近代东亚各国间关系的伦常规范和道德原则。由于这种准自然的规范和原则常常表现为忠孝之义和朋友之道,因此,许多按照功利性框架难以讲通的大小事件,反而能在伦理的层面上获得进一步的理解。这对于清除相关研究中的理论盲点,克服西方近现代逻辑所常常产生的弊端——倒叙、武断和生硬分割,当有补益。

  一、先行研究的洞察力与局限性

  日本学者西嵨定生,习惯将前近代东亚体系称作“册封体制”。他认为,册封体制本身,最早是中国王朝的国内秩序,即以皇帝作为顶点和由这个顶点与贵族、官僚之间所形成的君臣关系秩序。因此,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册封体制,体现的乃是这种国内秩序的外部延伸。中国王朝对于有册封关系的周边国家之所以要求臣服和礼敬,原因即在于此。然而,册封体制的形成及其推移,不应只理解为其固有逻辑的自我展开。周边诸国要求中国王朝的册封,既有通过册封来确立其统治者的国内权威需要,也不乏有利于各国间争斗的利益动机。对于中国王朝来说,也是如此,即:与周边诸国册封关系的设定,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内皇帝权威的确立,而且对居于册封体制外围的化外之国,也显示了中国王朝的权威。公元665年10月,唐高宗率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乌苌、昆仑、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诸蕃酋长和使者从长安出发,并于次年(乾封元年)正月与诸州的都督、刺史一道封禅于泰山的行动,便内含有这样的功能。这场“古来帝王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者”的隆重仪式,在禀告平定百济、恢复宇内秩序的同时,也向朝贡的诸蕃国显示了自身的实力。①

  韩国学者郑容和也在相关论述巾分析了李氏朝鲜王朝在“华夷秩序”当中的“真实”生存状态。他认为,虽然“华夷秩序”是以礼为基础的上下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为其前提条件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朝鲜作为新王朝,需要调整与中国、日本等国的关系,其中的核心当然是与中国的关系。郑教授进一步分析了“朝鲜王朝创建者们”的“一种意志”,即:在朝鲜建设所谓的“东周”,目的是建立一个仅次于中原“大中华”的“小中华”。这意味着,朝鲜要通过与中国的同质化而凸显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差距,从而提高朝鲜在东亚文明共同体内的地位。他们甚至认为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所谓文明的国家才能对中国例行朝贡。郑教授于是得出以下结论:朝鲜不是因为中国的强制被迫参与到朝贡体系之中,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主动而积极地利用了朝贡关系。而且,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利益;它希望通过与“强大国”中国的政治联合,确保国家安全,也需要借“天子”的权威,来获得政权的正统性并提高支配效率。朝贡体系虽然以儒家思想为根据的中国中心文化论——“华夷秩序论”为基础,但其实际运行却不能忽视背景巾的中国政治军事力量。特别是被称为最“典型的”朝贡关系的“朝一中”关系,其思想理念上的原因大于政治军事方面原因的观点理应得到修正。并且朝贡体系虽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其维持并非依靠中国单方面的强制或施惠,还包括周边各国的利害关系及其共同努力。因此,朝贡体系不仅要从中国的观点考察,而且有必要通过周边各国的视角来加以立体的考察。②

  以上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似乎都在强调,前近代东亚体系应该是出于各自需求的“相互利用”的产物。其最终目的,亦无非是使置身于该结构中的各国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了强调这一点,许多细节问题,还常常成为论者喜欢援引的佐证。倭国女王卑弥呼与魏的“急接近”,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由于魏蜀吴三国政权均将恢复中原一统作为自身的行动目标,而每个割据政权又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中原皇帝,因此,如何把一统时代程度不等地进入过中原影响范围内的外族地区划人自己一方,就成为各国可以理解的想法。他们欣然接受周边政权的朝贡,使诸国分别得到册封和赏赐,也显然符合这一动机。而且依照通说,由于当时朝鲜半岛南部诸韩势力强大,因此,魏王朝只有通过对倭的礼遇才可以达到使倭从背后牵制半岛势力的目的。③就邪马台国方面看,相关记载,显然也符合卑弥呼的切实需求。该记载显示,卑弥呼遣使赴魏时,更多表达的是狗奴国袭扰邪马台国所带来的恐惧,并寻求庇护;而魏的告谕则明示,庇护当然可以,但前提是双方之间需要建立封贡关系。④然而,西嵨教授这两种看似顺理成章的说法,却很快被他本人的考证结论所推翻,即:魏王朝与诸韩国之间发生摩擦、平叛以及带方太守弓尊战死诸端,都是发生在卑弥呼被册封为亲魏倭王之后、即魏正始六年(245)以后的事。唯此,魏、倭接近,便无法构成牵制半岛说的理由和根据;而倭向魏王朝报告与狗奴国之间的纷争,则发生在卑弥呼被册封为亲魏倭王之后,因此,这也无法构成册封亲魏倭王的原因。至于西嵨教授所给出的“亲魏倭王之册封理由”(三大点),用他本人的话说,也“全不出推测的范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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