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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伦理问题


□ 韩东育

  摘 要:从政治和经济等视角来把握前近代东亚体系,曾经给相关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面超越表象的镜鉴。但是,由于这种研究手法具有一定的倒叙色彩且缺乏必要的周延,遂使大量的事实被排除于历史叙事之外。当按照以往研究框架难以讲通的许多问题,反而能在伦理层面上得到更进一步的理解时,探讨前近代固有的伦理关系体系及其价值,将有助于人们对东亚历史和现实的全面认识。

  关键词:前近代东亚体系 伦理 两极对峙前近代东亚体系,①一般被表述为“华夷秩序”、“朝贡体系”、“册封体制”、“中国文化圈”或“朝贡贸易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丰厚的业绩。①就研究内容看,问题一般被分为政治(宗藩)、经济(朝贡)和文化(华夷)三个领域。其中,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文化问题也逐渐被功利化的解读所取代。这种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研究范式,固然为人们清晰地把握区域关系特征提供了便利,也使以往停留于表面的议论变得意义有限,但如实而言,这种清晰和便利的剪裁者,却是传统概念包裹下的近现代价值和标准。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研究中经常遇到功利性诠释所无法解读的大量史实例外,而这些例外的存在又总是关涉伦理属性时,近现代国际关系框架所难以涵盖的前近代东亚特有现象,易于引起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这意味着,在充分肯定利益观察维度所具有的研究价值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伦理要素在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重要意义。这里的伦理,主要指规定前近代东亚各国间关系的伦常规范和道德原则。由于这种准自然的规范和原则常常表现为忠孝之义和朋友之道,因此,许多按照功利性框架难以讲通的大小事件,反而能在伦理的层面上获得进一步的理解。这对于清除相关研究中的理论盲点,克服西方近现代逻辑所常常产生的弊端——倒叙、武断和生硬分割,当有补益。

  一、先行研究的洞察力与局限性

  日本学者西嵨定生,习惯将前近代东亚体系称作“册封体制”。他认为,册封体制本身,最早是中国王朝的国内秩序,即以皇帝作为顶点和由这个顶点与贵族、官僚之间所形成的君臣关系秩序。因此,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册封体制,体现的乃是这种国内秩序的外部延伸。中国王朝对于有册封关系的周边国家之所以要求臣服和礼敬,原因即在于此。然而,册封体制的形成及其推移,不应只理解为其固有逻辑的自我展开。周边诸国要求中国王朝的册封,既有通过册封来确立其统治者的国内权威需要,也不乏有利于各国间争斗的利益动机。对于中国王朝来说,也是如此,即:与周边诸国册封关系的设定,不仅有利于中国国内皇帝权威的确立,而且对居于册封体制外围的化外之国,也显示了中国王朝的权威。公元665年10月,唐高宗率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乌苌、昆仑、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诸蕃酋长和使者从长安出发,并于次年(乾封元年)正月与诸州的都督、刺史一道封禅于泰山的行动,便内含有这样的功能。这场“古来帝王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者”的隆重仪式,在禀告平定百济、恢复宇内秩序的同时,也向朝贡的诸蕃国显示了自身的实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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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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