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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华人


□ 王苍柏


  中国人移居海外由来已久。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至少在国内,华人移民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近十余年来,开始引起国际上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一方面固然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人数增加和国际交往扩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华人移民进程中所呈现的“族裔散居”,“跨国性”和文化的“混杂”和“流离失所”等问题,与目前学术界中有关后殖民主义,后现代和全球化的讨论不谋而合。它呼唤我们对过去习以为常的诸如种族和认同等概念进行理论和政治上的重新定义。显然,它已经超出了历史学或者某个专门学科的界限,涉及到目前人文和社会科学前沿的理论话题。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规模最大的散居者之一,华人移民无疑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主要例证和表象之一,也是我们考察当今社会众多关系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合适的出发点。
  在今年五月的《读书》上,刊登了两篇关于华人的文章。一篇是项飙的《跨国华人》(以下简称“项文”),另一篇是陈丽娟的《华侨·华人·中国民族主义》。两篇文章分别从宏观和国别的角度,讨论了华人的跨国活动和认同等问题。本文主要从“跨国主义”主题说开去,谈谈对于全球化条件下华人的移民模式、种族性和认同的看法。
  项文从亚非会议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兴起谈起,认为跨国主义是对于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建立和深化的民族—国家观念的一种“反动”。表现之一是中国和印度两国在成立民族国家半个世纪之后,都开始改变其侨务政策,从不承认双重国籍到开始采取“跨国主义”的视角。从这一思路出发,他认为“跨国主义一定要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逻辑,超越了制度意义上的国界(而不是地域上的国界)”,才有意义。
  项文对于“跨国主义”的论述有不少可取之处。例如,它把印度和中国的移民进行比较,又主张“跳出就移民论移民的圈子,可能会导致一些理论创新”以及认为不应该扩大“跨国主义”的外延,否则会“造成很多混淆”。这都是在目前国内的华人移民研究中比较缺乏的。但是,是不是一定要从民族国家发展的脉络,用属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框架来考察华人的“跨国主义”?项文所有论述似乎都在证明这样一组对立关系的存在:人类对民族国家的反思催生了“跨国主义”,而“跨国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主权的削弱和国家疆界的日趋模糊。我想,为了说清楚“跨国主义”与民族国家框架的关系,有必要首先从“跨国主义”缘起的内在动力谈起。
  “跨国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多门学科的理论思潮,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技术、金融和制度等方面的革新引发了资本主义从大规模集中生产向全球化“灵活积累”的转变。原来以国家为基地的生产、资本、劳动力和市场被分解,转而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合,进而融入新的全球分工当中,导致了新的生产部门、新的金融服务方式、新市场和新的消费模式的出现。与此同时,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谓的“时空压缩”,促进了人口、商品、观念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快速流动和网络化。在文化和社会领域,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诸如“移位”、“非地域化”、“第三种文化”和“居间性”等一系列后现代的文化形式和概念,仿佛一夜之间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移民领域,“跨国主义”更成为一个不可遏止的潮流和包括华人移民在内的众多国际移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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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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