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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文学的性质及现代叙事精神的确立


□ 汤奇云

  摘要:从五四时代“新”文学的过程来看,五四文学就是在弘扬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在反叛传统文学叙事的过程中,用自然状态的语言——日常白话,以合乎自然律度的书写准则,书写人的内在心性自然或揭露、控诉反自然的人生与社会状况,从而达成了中国文学的浪漫化叙事,并以这种浪漫化叙事来开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五四文学 自然 文学叙事 现代性
  
  一、五四文学:启蒙的还是浪漫的?
  
  自从经历了“重返自身的文学”运动以来,学术界有意抛开政治意识形态的眼睛,开始认定“五四”新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源头)的性质是一种启蒙文学,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正是这种名分的界定,便不言自明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传统文学定位于蒙昧文学,也暗合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文学”,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设立了似乎十分坚实的起始点,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设置了第一项意义“启蒙”、“新人”。当然,这种学术论证或认知是建立在充分的文学史料基础上的;从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一判断来看,新文学也确实传达着新的思想与文化,也确实能够解说“新文学”为什么“新”。但是细一想来,作出这种认知与判断的方法与前提仍然有一些值得疑心的地方:一是用一种宏大学术叙事的方式,把文学仍然放在一个外在于文学自身的功能主义认知体系里,只是用文化评判体系置换了政治评价体系,而忽视了对文学自身书写材质与叙事方式的细致考察;二是有意为预先设定的“现代文学”学科概念说项,有着明显的学术“意图伦理”的嫌疑。
  其实,关于“五四”新文学性质的认识,学术界历来有另一种认定,那便是“浪漫主义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也是新文学潮流勃发后约10年)开始,周作人、穆木天、梁实秋、张竞生、朱自清等都持这样一种看法;直到当今,海外华裔学者李欧梵仍然持这种看法。如果说李先生的结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要“对大陆上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我往往故意唱反调”①,那么周作人等人就实在是在没有唱反调的对象的学术状态下作出的认知与判断,而是比照着欧洲文学衍变形态的发展进程而下的定义,而且目的也单纯得多,那便是认清当时新文学的创造形态,寻找它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本来,对任何一个事物的认识与判断,可以有多个,因为认识的角度与方法各有不同,对一段复杂的文学史的学术认知便更是如此。也就是说,两个乃至多个结论完全可以同时并存,既可以说五四新文学在艺术形态上是浪漫主义的文学,而在功能上则发挥着思想启蒙的作用。但问题在于,把五四新文学的基本性质认定为“启蒙文学”的学术行为背后所凸显的认识立场,仍然没有真正回到文学的立场,而是比原来的政治立场更暧昧更宏大的文化立场。这大约也是李欧梵先生故意唱反调的原因。
  其实,“启蒙”也并不为我国五四这一时段所独有。更何况,这一结论的得出原本还带有文化功能论的痕迹,如果时过境迁,将来的人们又发现了五四文学还有别的什么文化功能,岂不又可以贴上别的标签?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否定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的趋势,从而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显得有名无实,而根源就在于把五四文学定位于启蒙主义文学,使得他们得出五四新文学是一种相当于欧洲前现代性文学的结论②。本来,现代文学因其启蒙性而获得现代性,最终却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这大约也是启蒙论者所没有预想到的另一个学术后果。
  由此可见,回到文学自身的尺度上来,严格来说是回到对文学的艺术精神及其相对应的叙事特征的解读上来,人们才能够触摸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底蕴。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学界普遍认定新生的五四文学是一种浪漫主义文学,就是立足于文学的立场而作出的判断。但是,由于人们无法破除长期以来对“浪漫主义”偏颇与狭隘的认识成见,而认为浪漫主义文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只重个人自由联想与自我抒情的文学,因而不能够“继承”五四文学是一种浪漫主义文学的学术结论,从而也就无法得出五四文学的浪漫性就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基本表现形态的学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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