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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中国散文的国家话语


□ 古 耜

  刚刚过去的二○○八年,中国大地上堪称祸福更替,悲喜交集。所谓“福”和“喜”,大抵是百年一遇,普照人心,如迎接北京奥运会和残奧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所谓“祸”与“悲”,则属于猝不及防,石破天惊,如年初南方罕见的冰雪肆虐,5·12汶川大地震等。这样一种大起大落、大喜大恸的国家氛围,或许会让普通人感到情绪转换和心理调整的不适应,然而,它却必然诱发作家巨大的表达欲望和创作热情。这时,散文由于自身特有的自由、真切与便捷,无形中成为作家首选的文学样式,于是,散文领域出现了大量的、紧密联系着年度国家大事和中心话语的作品,母庸讳言,由于时间的过于匆忙或表达的失之粗率,这类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停留于肤浅的事件追述和焦灼的情感宣泄,分明缺乏足够的心灵深度与文学含量;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它们当中的优秀篇章毕竟凭着创作主体敏锐的省察意识、深邃的感知能力和高超的语言技巧,在拥抱生活和切近时代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审美与审智的强大优势。
  譬如,冯小娟的《亲历大地震的人们》(《美文》第7期)、徐剑的《死亡谷里的一条狗》(《散文·海外版》第4期)、叶广芩的《震中访旧》(《人民文学》第7期)、吴克敬的《砖作的墓碑》(《海燕》第8期)、阿贝尔的《零度偏下》(《红豆》第11期),都是采之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作品。与大量的同类文字相比,这些作品不仅立意奇特,视线独异,相当准确地抓住了灾难之中极具社会意蕴和人性内涵的种种事件与人物;而且构思精妙,文笔生动,最大限度地传递出灾难现场那既令人伤痛,又让人感奋的情景与氛围,因此,它们呈现出为历史“写真”和“定格”的价值。张抗抗的《我是公民》(《随笔》第4期)透过社会各界自发的、大规模的地震救援活动,阐发着国人久违的但又是可贵的公民意识;雷抒雁的《生命的承诺》(《人民文学》第8期)由川地植树的记忆,引发出面对灾难“一定要活着”的呼唤和析祝,都不啻于特定语境下心灵的鼓点。在这类作品中,有两篇思路相近的文字引人瞩目,即毕星星的《一个人的地震记忆》(《随笔》第5期)和雷达的《唐山——汶川:联想与沉思》(《中华读书报》7月2日)。这两篇作品都由汶川地震写到了唐山地震,其中前者通过两次地震全然不同的救灾情景,揭示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別是反思了当年救灾过程中因极左思潮所导致的种种失误,让人浮想联翩。后者也比较了两次地震和两番救灾,但它探索与思考的重点分明指向了灾难与心灵,即如何将国人面对灾难所进发出的良知与大爱,转化为民族永久的精神财富。这无疑是一个更为严肃和复杂的问题,因而也更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肖复兴的《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奧运会》(《中华读书报》8月6日)和李木生的《回味北京奧运》(《海燕》第11期),均属奥运散文里的上品。它们或指陈奧运赛事的真谛所在,或发掘奧运赛场的精神内涵,其殊途同归的一点,则是为奥运的人文宝库增添了重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不容易写深写透写生动的话题。而在这方面,同样不乏好作品。如王十月的《小民安家》(《作品》第9期)通过父亲盖房“我”安家的曲折经历,不仅呈现了改革开放给两代人带来的命运转机和生活变化,而且传递出两代人在这种转机与变化中所遇到种种迷惘与困惑,这时,一种艺术的“复调”足以让读者五味杂陈,感慨万端。柳萌的《这个春天没有乡愁》(《海燕》第4期)讲述了三十年前“我”结束改造,返回北京的一段经历。其过程和细节原本承载着历史的跫音,而由那过程和细节弥散出的苦尽甘来的心绪和百废待兴的气氛,更是无形中把人们拉回到那个生机盎然的春天,进而体味到改革开放的势在必然。还有陈启文的《从北京到北京的距离》(《北京文学》第8期)、田中禾的《1978:历史的瞬间》(《随笔》第4期)、阿成的《衣前衣后三十年》(《文艺报》12月6日)等,均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厉数着改革开放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带来的生机与活力,以此强化了笔下篇章的历史意味。显然,上述各类作品除了有效地丰富着二○○八年的散文园林之外,还在提示我们,只要不违背心灵的真实和艺术的规律,近距离地关照主流生活,同样可以写出质问俱佳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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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9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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