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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埃德加·斯 诺的谈话看毛泽东抗日外交的原则和战略


□ 丰鹏,简红艳,杨红

  丰 鹏,简红艳,杨 红

  (军事经济学院襄樊分院基础部,湖北襄阳441000)

  摘要:抗日战争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自己的外交政策,明确地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准确地阐述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制定了“三条统一战线”的外交策略。这些原则和策略在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明确地体现了出来。

  关键词:国家利益;自力更生;统一战线

  一般认为,遵义会议以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双向交流被视为上下级之间的指示与反馈关系,而与苏联之间的外事活动也只是组织内部平等成员的互助与交往。所以,延安时期才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外交活动的开端。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持续,中国人民“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抗击日寇侵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主题,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主要是围绕抗日战争所展开的。1936年,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保安镇上接见了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首次直接向西方社会宣讲中共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策略。

  一、以国家利益为重,采取区别对待政策

  国家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只有国家利益才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因素,意识形态并非是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意识形态迥异的政党可以在国家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展开合作。“由于中国与美苏两国之间存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共同利益,这就成为中国和美苏两国合作的基础。” 据此,毛泽东提出以是否愿意参加“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为标准,将所有国家和政治势力划分为“友好国家”和“侵略者”两个阵营。这里的“世界联盟”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包括其他反战国家。这样,英美等反战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可能成为友好国家,成为团结的对象。其实早在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强调中共的外交“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由于理论上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外交策略上可以“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实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即在不放弃“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一最低纲领的前提下,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中国革命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以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目标。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多次强调的观点。因此在外交实践中,毛泽东主张一面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另一面积极与美英展开接触。虽然在1931年至1937年间,苏联出于自身的安全和利益,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明确表示不支持中国抗日,但毛泽东仍然认为“苏联将会站在与我们握手的国家的前列”,主张与苏联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并自信地对斯诺说,“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 对于英美,则采取以民间交往为先导开展非正式的外交接触的策略。中共主动邀请外国记者,作家以及传教士等国际友人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参观和访问,中美之间的接触就始于民间交往。毛泽东本人亦对此十分重视,并且身体力行,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期间,他就抽出大量时间亲自向后者介绍中共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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