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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之女性主义解读


□ 胡海桃

  在重读《红楼梦》的过程中,让我联系起了凤凰电视中文台播出过的一部韩国电视剧《新贤妻良母》,为婚姻舍弃工作深居家中的女性并没有得到丈夫的倍加疼爱与尊重,反而遭致背叛与婚变,女性在不同的时代演绎着相似的悲剧。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了宝玉现身说法,以贾府这个封建大家庭为背景,写他如何为一大群女子的命运而忧伤思索:贫穷的饥饿,温饱的忧愁,多情的失恋,貌美的沉沦,软弱的受苦刑,强烈的遭惨死!作者深深看到在他所处的社会中,任何女性都一概逃不出痛苦的命运。
  
  一、社会文化规束了女性的角色扮演
  
  法国著名作家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女性的悲剧不在于她们生来是女人,而在于她们自觉不自觉地被按照社会期待的“女人模式”加以塑造。女性的悲剧不是生理悲剧,而是一场文化悲剧。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曾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福柯在这里指出,标准化或模式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模式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
  在旧中国,由于历史所规定的教条和社会所布置的环境,女性从小就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及父母的文化塑造。就拿李纨、宝钗为例子,李纨之父认为“女子无才便为德”,女子以纺织女红为要,因此,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宝钗才情横溢,可常挂在嘴边的仍是“女子娴静第一,女红其次”等传统保守思想。社会、家庭及父母期望女性以家庭为重,认为女性的主要责任是操持家务、照顾子女。这种无形的强大的社会规定力不会随着女性知识程度提高而减弱,有时甚至是越有知识,自我意识越强,这种规定力越强,矛盾越深,压抑得人窒息。年轻的李纨必须守寡,软弱的迎春受尽折磨,果敢的尤三姐也只能拔剑自刎。
  自五四运动后,中国一大批自我意识觉醒的新女性,冲出家庭投身到争取个性解放的社会活动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家门的女性是否应该因为某些原因再度回到家庭中去呢?社会的意志是由文化、舆论等可见形式传达的。话语即是权利,谁掌握了麦克风,谁掌握了笔杆子,谁就能享受权利。现代传媒开始了对女性的自我价值判断进行有目的性的隐秘的引导,丰胸、瘦身、美容、整形等等让女性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的项目,表面是为女性的美与健康着想,其实只是贯彻了另一些人的审美价值达到其养眼的目的而已。当前许多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是以温良贤淑、相夫教子为美德,而 “女强人”却以不近人情、不理家事、婚姻不幸的形象出现。多数男性觉得女性工作赚钱可以贴补家用缓解经济压力,当然,有又有事业又温良贤淑能持家相夫教子的女性做为生活伴侣最好。金融危机引起就业难等诸多问题,下岗失业的危机逼迫着男性社会做出抉择,期待女性腾出更多的就业位置。当前的社会文化使得广大知识女性干事业筋疲力尽,还要疾走于各种商品文化与家庭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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