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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还乡”到“疏离”


□ 付长珍

  摘要:自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广大农村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加速了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也催生了农村社会问题的显性化、复杂化。与此相对的是,农村问题不仅没有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反而被不同程度地忘却和遮蔽,这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景观。依循历史的尺度和伦理的尺度这两个维度,检视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回应和关注点的变迁,从中剖析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面相,不失为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有效尝试。
  关键词: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现代性;三农
  中图分类号:1206.7;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1-0090-06
  
  自晚清以来,广大农村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以来,西方工业文明所裹挟的现代性因子迅速膨胀、无孔不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更是引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从梁漱溟、晏阳初直到新一代社会学家,都把农村问题看作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根本问题,并为此付出了种种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先后形成了两次农村问题研究高潮,第一次出现于20世纪的30~40年代,第二次则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后。但是,在当代文化讨论中,农村问题并没有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甚至是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和遮蔽了。一些常年从事乡村调研工作的学者时常感叹。他们的工作未能得到知识界的关注,这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景观。
  1978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多重意义上的分水岭。是年,安徽小岗村农民用一张带有“红色手印”的文书,悄悄拉开了一场壮阔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行,揭开了农村社会变革的序幕,历史性地启动了古老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正是在这意义上,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实可视为“中国现代性”之真正历史出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新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分期概念及独特的话语模式,从它出现时起,就与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焦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现代化的态度总体上表现出一种迷茫、焦虑和困惑的交融。最先敏感地洞察到并深情书写这一时期农村巨大变迁的知识分子,当推一大批“农村改革小说”作家,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总体乐观氛围下,描绘了农村改革以后现代化最初的场景。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现代化几乎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它以乌托邦的美好幻象激荡着国人的奋斗热情。“农村改革小说”更是明确地表露出对现代化的强烈期盼和憧憬。作为80年代前期知识界的主流话语,知识分子在“改革文学”的叙事中四处流溢着对农村现代化的渴望、焦灼和难以抑制的乐观自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的思想状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随之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场变革造就了一大批关注农村生活而又成就卓著的作家。周克芹、古华、高晓声、刘绍棠、路遥、张贤亮等一大批作家纷纷崛起,他们大多以知识精英的身份关注现实的农村世界,热忱描写自己熟悉的家园和土地,记录农民的心路嬗变,创作出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陈奂生上城》、《蒲柳人家》、《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之作。其思路主要继承了五四“精神启蒙”的传统,对农村的反思与审视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实用功利色彩。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作家高晓声,几乎是与农村改革同步,他的作品迅速地将农民生活的变化反映出来。他在197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后,又以陈奂生为主人公连续写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和《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后被结集出版为《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作品在历史发展的纵深度上,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历程作了系统剖析。对于高晓声来说,乡村是现实的栖居地,土地是其精神资源的源泉。当《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等小说揭示了农民的辛酸和痛苦时,似乎也是把主要的意义所指放在有关农村政策上面。民众的生活场景转化为故事,是为了说明作家关于社会理想和现实批评的证据。
  《陈奂生上城》发表于1980年,是这一“系列”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小说通过主人公进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描写他微妙的心理变化,生动地刻画出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农民的精神状态,虽然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负而步履维艰,却终于迈出了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这里的陈奂生已经摘掉了“漏斗户主”的帽子,“屯里有米,橱里有衣”,空时还可以进城卖农副产品。形象地概括了农村现实生活发生的可喜变化,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真实的好处,也焕发了农村的勃勃生机。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开始渴望精神生活,希望“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以此来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坐了一次县委书记的汽车,住了一次五元钱一夜的招待所,便觉得今后“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于是“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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