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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


□ 邓集田

内容提要对于当前中国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但由于论者普遍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参照对象,故而未能真正跳出主流文学的本位立场,往往只站在主流文学的视界内,对其进行透视与反思,这实际上只能促使中国主流文学观念体系进行内部微调,而难以对其形成震荡性的冲击。金庸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参照对象,使我们能够跳出主流文学的本位立场,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与透视。本文以金庸小说为参照,侧重从文学雅俗观、文学真实观、本土性缺失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思考。
关键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局限性金庸小说参照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陈平原说:“金庸的成功,对于世纪末中国的文坛和学界,都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所谓雅俗之争、所谓大/小传统之别、所谓高等/大众文化的分野,由于《笑傲江湖》等小说的出现,变得更为复杂。”钱理群甚至以台球作比:“在台球比赛中,一球击去,就会打乱原有的‘球阵’,出现新的组合;金庸的小说也是将现有的文学史叙述结构‘打乱了’,并引发出一系列的新的问题。”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们内心不小的震荡与困惑。
在笔者看来,这一挑战的真正意味在于,中国20世纪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对金庸小说缺乏足够的透视力、解释力和包容性,因而在金庸小说面前,当前主流文学界明显面临着价值失范的危险,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失语状态。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确实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金庸小说只是因其独特形态和风貌,成为一面哈哈镜,无情地放大了这些缺陷。在近十年来中国内地学界对金庸小说的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它们就相当清楚地表现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对当前乃至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观念体系进行反思,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不少学者都曾做过类似的探讨。但由于论者普遍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参照对象,故而不能真正跳出主流文学的价值本位立场,而往往只是站在主流文学的视域内,对其进行透视与反思。这实际上只能促使中国主流文学观念体系进行自我微调,而难以对其形成震荡性的冲击。于是也就出现了眼下这种局面:一方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体系的反思,早在二十年前即已开始;另一方面,面对金庸小说这样一个文学现象,中国主流文学界至今都显得应对乏力。笔者以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能使我们超越主流文学立场,对其进行根本性反思与透视的最佳参照对象,恰恰就是金庸小说。

一、文学雅俗观:二元对立与内在分裂

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一直有着雅、俗二分的传统,在文学发展进程中也一直存在着雅、俗文学交替发展,相互压制和反压制,以争夺话语霸权和生存空间的情形。陈平原曾把这比作“一场永远难解难分的拔河比赛”。在20世纪中国,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并一度形成双方激烈竞争与相互拼杀的局面。众所周知,其结果是新文学登堂入室,成为惟一的雅文学样式,取得了绝对的理论霸权地位。这种格局的形成,对20世纪中国人的雅俗文学观念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本来,文学虽有雅、俗之分,雅、俗之间也固有高下之别,但从本质上讲,所谓文学的雅与俗,主要是指文学作品和形态的一种艺术质地和趣味,而非具体的文学样式和体裁。同时,雅、俗文学之间是互动的,而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这一点早已被中国文学史所证明。远的不说,自宋以降,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发展等,莫不如此。这一被文学史反复证明了的规律,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被严重地忽视了,以至于在今日许多理论家和评论家那里,一种简单而硬性的雅俗对立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在对待金庸小说的态度上,人们往往就缺了一份应有的理性与平和,多了点莫名的傲慢与偏见。一个醒目的现象是,在近年出版的各种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绝大多数仍是简单地以文类为界,将文学史格局做雅俗二分,把金庸放在“通俗文学”部分。尽管在具体行文中,作者对金庸小说和一些新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与评价,在基调、用语上都往往难见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这实在是一种近年常见而又有趣的现象),但毕竟雅俗的界限是清楚地划定在那里的。众所周知,在我们通常的文化心态和文学语境中,“通俗文学”的概念是隐含着心照不宣的贬意的。
这种将雅、俗文学截然对立的思想立场,在对金庸小说的批评中表现得相当普遍,在有些评论者那里,这种思想立场往往就会具体化为对某些通俗文体的本能蔑视。比如1994年,中国大陆学界率先对金庸小说发难的鄢烈山,在其《拒绝金庸》一文中开篇即说:“我的理智和学养顽固地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一向无惑又无惭……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的活灵活现,我都根本无法接受。”2000年,有论者在质疑严家炎之“金庸小说是另一场文学革命”的观点时也这样说:“武侠小说就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毕竟只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消遣品,一种云山雾罩、天马行空、主观随意的通俗读物,一种旧文化的载体”。且不说他们的言论和观点,实际上只是旧调重弹——在20世纪初期对武侠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批判热潮中,类似的观点就很普遍;仅从学理的层面讲,其逻辑的简单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种旧的、通俗的文学样式,并非一定就与现代的、高雅的文化水火不容。“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所以关键要看作家的艺术把握能力和具体的艺术作为。如果把握得好,旧瓶可以装新酒,乌鸦可以变凤凰——连一向对通俗文学持批评态度的鲁迅也曾说过,从连环画中也可以出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这样的伟大画手,从中国传统的唱本说书中,也可能出托尔斯泰和福楼拜(《论“第三种人”》);如果把握不好,则新仓也会藏旧货,金屋也会变草房——20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小说《废都》所遭受的最猛烈批评之一,不就是说其骨子里藏有封建士大夫的旧意识吗?其实,只要我们把眼光拉开一点,从汉语文学的整体语境中看问题,想一想,文学名著《水浒传》实际上就是一部典型的武侠小说,而《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幻想性作品(武侠小说本质上就是一种幻想性文类)中,所描写的人物显然已不止于“用头走路”,那么,上述学者的逻辑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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