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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之初的“男子汉”话语


□ 王 宇

内容提要: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主体身份的认同,无疑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意义诉求。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寻找男子汉”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为突破口,从性别的视角介入新时期叙事文本对个人主体、自我的表述,即关于个人主体的话语。这一话语其实隐含了深重的性别政治,在这一话语中建立起来的普遍化、中性化的“个人主体”实际上有着明确的性别——男性。对男子汉气概的模塑与个人主体的建构是合二为一的。同时,个人主体身份在相当程度上还被表述为知识男性的主体身份。性别权力作为权力的最基本形式渗透到一切权力的构成中。因此,性别视阈事实上开启一个透视新时期文学象征场域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的新路径。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男子汉” 个人主体 性别政治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化空间中,曾发生过一系列“男子汉事件”,至今可能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先是日本电影《追捕》引起巨大轰动,影片中男主人公的扮演者高仓健冷峻刚毅的气质让当时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沉迷不已。从此,“高仓健”成了人们心目中旷日持久的男子汉样板。这样的男子汉被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极度缺乏。“奶油小生”一词正是在当时作为高仓健式硬汉的对立面应运而生并迅速流行的。一时间,“男子汉缺失”、“男子汉绝迹了”,成为街谈巷议。因为“男子汉缺失”,大批大龄女青年徘徊于婚姻的门槛,又成了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于是,社会象征系统悄然掀起一场以缺失焦虑为动机的“寻找男子汉”运动。到了1986年,沙叶新剧作《寻找男子汉》的上演所产生的轰动,再次显示了这一象征活动持久的社会效应。由于文学叙事在新时期文化象征生产中的绝对中心地位,因而必然成为这一象征活动的主要推动者。“男子汉”俨然成了新时期小说中仅次于“改革开放”的字眼。那么,关于男子汉的话语是怎么产生的?它与占据新时期文学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体话语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错综复杂的文化权力纠葛?

一、“寻找男子汉”的文化背景

新时期伊始,社会象征系统何以奇怪地陷入一种男子汉缺失的恐慌中?其实,从20世纪50到70年代,文化象征系统一直在塑造英雄形象。70、80年代之交的年轻人正是在这样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为何到头来却痛感到男子汉缺失,竟要从一个异国的影片中去寻找男子汉的样板?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它表明主导意识形态规制下的革命英雄与人们心目中的男子汉并不是一回事。革命英雄是集体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强调的是个人超常的品质对民族国家集体主体的意义。革命英雄只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民族国家、革命共同体的成员,此外任何其他身份都是附着的,包括性别身份。尽管在革命叙事中,革命英雄也常常能够获得革命与爱情的双丰收,但革命英雄作为个体男性的肉身总是在场缺席,个人世俗的幸福被置于无限的延宕中。如果说个人的性别身份是在身体以及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才得以实现和符号化的,那么,在革命叙事中由于身体与日常生活的缺席,革命英雄的男子汉身份实际上一直是被悬置的“空洞能指”。尽管革命意识形态权威具有父性的特征,但作为个体的男性并不能在性别意义上分享这一权威。同时,男子汉气概作为个体男性自然性别身份的社会文化建构,是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与女性气质相对的概念,并在与对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意义。而性别差异恰恰是1949年以后文化空间的盲点。因此,革命叙事中那些沸沸扬扬、顶天立地的男英雄们,实际上不过是靠外在的主导意识形态符号能指支撑起的虚幻的男性主体镜像。一旦外在的意义资源枯竭,这样的男性主体便露出其空洞的本相。这就难怪“文革”结束新时期伊始,社会象征系统会奇怪地陷入一种男子汉缺失的恐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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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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