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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的资本沉浮


□ 马勇中国社利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应该进一步为资本正名,使之在中共领导的体制下发展得更快更好

  特约作者 马勇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变成个“超稳定”的社会架构,之所以没有办法从中国文明内部生发出近代工业文明,应该从士农工商四民结构中寻找原因。这个四民结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农民,士阶层成为社会中坚,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大多数时候处于社会边缘。于是,商业资本始终无法获得充分发展,商人阶层始终无法成为社会中坚,构筑起工业文明时期的社会稳定根基。

  让资本摆脱对权力的依赖

  商业资本在中国农业文明状态中并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仔细阅读《史记·货殖列传》,读中国商业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人的商业天赋在那个时代无与伦比,因为在漫长的“前近代”,犹太人的商业天赋还没有获得充分发挥。

  但是,中国人的商业天赋没有使商人成为社会中坚,也没有让商业资本成为社会财富中的重要一极。为了维护中国农业文明体制下的社会稳定,中国在进入帝制之后,持续性打压商业资本,遏制商业资本发展,将商人贬为四民之末,近乎中国社会的贱民阶层。

  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一样,并不是不需要商业流通。庞大的帝国体制同样需要商业,需要流通。但是,农业社会以及与之配套的帝国架构,将一切关涉国计民生的商业,一律交给了政府,由政府垄断经营。

  始于西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在帝制时代并不仅仅指盐铁的官方专营,事实上,只要政府愿意,经营活动就必须交给政府去垄断,那个时代的商人在政府垄断之外做些拾遗补阙的功夫。

  纵使这样,商人依然能将商业做成一个职业,将商人做成四民社会中的一个阶级,相当了不起。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西方资本主义还是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进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不同的理念:资本不再是政府垄断,政府也不再靠专营谋取利益,政府的责任只是保护商业正当发展,保护贸易交往自由的原则,自由贸易 旦遇到强权、封闭的干扰,政府必须敢于为商业资本不惜一战。这就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商战”。

  中国确实是被动卷入近代社会的,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进入时,并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商业资本,更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资本家阶级。2000多年重农抑商的政策指引,1000多年科举制度的利禄诱惑,几乎将中国社会全部精英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即便有些精英因各种原因游离体制、脱离体制而去赚钱,但他们只能被称为“有钱人”,很难被视为资本家阶级。

  在五口通商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直至甲午战争结局的《马关条约》,中国社会内部只有富人、穷人,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是中国社会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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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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