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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军庆的手术刀(评论)


□ 刘川鄂

长期生活在基层的文学爱好者,通常仗着对日常生活的熟悉而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真实地、细致地、别致地展示生活的真相,是他们重要的创作信条。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平面的生活真相摆在什么地方等待作家去展示。而艺术也不是展示,而是发现。“发现只有小说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语)。仅仅靠生活积累而写作的时代早已过去。当下的写作,对于创作主体而言,仅有一大把生活素材,哪怕它们再真实、再新奇,都是不够的。作家是有独立 “发现”生活的能力和技巧的、自觉的精神个体,优秀小说家应是人类生存状况的解剖者,而不是一个平面生活图像的书记员。
曹军庆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他毕业于不太知名的大学,长期在基层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有丰厚的底层生活经验。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真实生活+平实感想”的基层作家模式。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人性的隐秘真实,注重文体的自觉锤炼——一个热爱杰克·伦敦、爱伦·坡和博尔赫斯的作家,他的创作起点绝不会低。如同一个见过绝色美女的人绝不会把稍有姿色者称赞为美人一样。眼光不同了,起点不同了,艺术表现力也不同了。
曹军庆是我省近年涌现的一个有实力的作家。他的创作势头很猛,接连在《长江文艺》、《天涯》、《芳草》等刊上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作品。他笔下的题材,无非是乡镇习见的亲情、友情,官场、情场。但其着眼点在世态中的人心变异,在爱与死中的人性探寻。简约叙事中有精心的多侧面铺垫,力图给予合理合情的安排。他尤好用陡转性情节增加短篇幅的张力,表现人性的恒常与变异。《烟灯草》(见《山花》2003年第2期)写长辈通奸、儿子复仇的老式故事。管家与女主人通奸,生下了孽种秦玉林。秦玉林执意要为自己名义上的父亲复仇而杀死生父。诡异的故事中却因烟灯草有两种而更复杂化了。烟灯草一种是慢性毒药,一种是打胎偏方。秦玉林误把后一种当前一种,以为管家要加害亲娘,而决绝地杀死了亲爹。他的复仇已失去了正义感,因此也失去了复仇的快感。这里没有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对繁复人性的有意探寻。《情况》(见《天涯》2003年第1期)写的是一个在单位失意的男人刘科长在清洁女工面前也找不到自我的故事。可见,在一个价值多元而失范的时代,内心无根的人其精神比身体更容易阳痿。同样是写婚外情,当事人双方都期盼对方先离婚,并为对方设计了种种离婚方案。爱变成了折磨,最后却一点情调、一点爱意都剩不下了(《预谋》,见《长江文艺》2003年第3期)。
曹军庆的小说,犹如一把“隐形手术刀”,他要解剖的是日常道德情感中残酷的真实,温情面纱下的血腥,文明外衣下的兽性和非理性邪恶。
本期刊发的《什么时候去武汉》延袭了作家解剖人性的惯常风格而又增添了几分反讽意味,令人忍俊不禁而又掩卷深思。这篇小说,语言干净而有弹性,故事简约中有丰富,充满了张力。虽然开篇对我与刘不宗产生恨意的原因似乎缺乏必要交待,但整个故事是很有趣有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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