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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 韦 森

  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繁荣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哪些因素决定了一国经济绩效?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可谓是见仁见智。一些学者主张地理决定论;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一国的对外贸易和开放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近些年来,又有不少学者主张文化和社会资本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凡勃伦和康芒斯等老制度学派,一直到科斯(Ronald Coase)、诺思、巴泽尔(Yoram Barzel)、奥尔森(Mancur Olson)、格雷夫(Avner Greif)、阿斯莫古鲁(Daron Acemoglu)等新一代制度学家们,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制度是决定一国经济绩效和社会繁荣的首要因素。纵观世界各国近现代经济运行和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我们会发现,经济增长的任何一维主张或一维决定论,均能找到反例,所以,经济学家们在探讨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原因时就会感到充满困惑。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在二○○四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之谜》一书开篇提出问题:“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
  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是在制度、地理、文化、贸易、开放以及历史发展的机遇等等综合作用下产生的。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制度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制度不到位,仍然不能孕生快速经济增长。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第一段话就说:“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如果说制度是决定快速经济增长的关键,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制度的产生和演变?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似乎走向了凯恩斯的“思想认识决定论”。在《通论》的最后一章,凯恩斯曾指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想象的要更有力量。”诺思教授对此讲得更透辟,认为政府决策者的意向在经济发展路径和社会繁荣与兴衰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其后的分析中,诺思又一再指出:“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了人类处境的变化。”由此,诺思认为,“信念是构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之基础的关键”(见该书,23、83页)。读读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第二部分最后的分析,再看看诺思的一些新近见解,真的感到好像是二人殊途同归。
  从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的微观视角来揭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转型国家的发展策略和经济绩效,是林毅夫教授近些年研究的另一个方面。
  按照毅夫对近现代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理解,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迫于大国生存竞争,均把赶超西方工业化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导向和经济目标。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的认识,这些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在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时,违背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导致一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并不符合一国要素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结果,这些企业生产成本相对而言更高,没有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的保护,就无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毅夫把这种企业称作为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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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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