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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谁的一边?


□ 阎光才


  阿普尔(Michael W. Apple)在中国教育学术界应该说早已是声名远扬,这位与费莱雷(Freire)、吉鲁(Giroux)和迈克劳兰(Mclaren)等一班被贴上“激进”标签的批判教育学学派代表人物齐名的学者,更以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个性和风格而著称。不过很有意思的是,阿普尔本人对于这一标签却从来不予承认,甚至对于“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的帽子也一概拒斥。在他看来,“批判教育学”之谓总难免带有一种学究气,它很容易让人感到是躲在象牙塔中的一批所谓有批判倾向的学者们所精心建构起来的一个“巢穴”或者学术堡垒。而他本人所从事的批判的教育研究(critical educational studies),不仅是批判的、更是实践取向的。对于“学者”之谓他也了无兴致,而始终自称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工作者。因而,在学院圈子中显得很有些“另类”。
  的确,从他的复杂经历中我们也不难理解这一点。从早期一所学生以贫民子弟为主的中学的教师,到如今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的在欧美学术界很有影响的资深教授,阿普尔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教育的第一线。他做过反映学校日常生活中人们抗争精神的电视节目,曾长期担任教师联合会的主席。从一九七九年第一本代表作《意识形态与课程》(曾再版三次,并已被译成中文版。此外《官方知识》的中文版已出,《文化政治与教育学》即出)到如今的《国家与知识政治学》,被人们称为阿普尔三部曲的八部知名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是直面现实、声讨“右派”的檄文,带着浓烈的火药味,展示了一个对现实绝不妥协的批判教育家和民主斗士的形象。
  阿普尔的大多作品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是美国“向右转”的时代,从里根上台到如今小布什的成功连任,至少表明到目前为止这种右转局势还在延续。用阿普尔自己的话来说,这可谓是一个右翼大奏凯歌的时代,一个美国民主面临严峻危机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标志是右翼共识风行,推动这一共识形成的两大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然而,其推动者却绝不仅仅是如克里斯托、本奈特、阿兰·布鲁姆、弗里德曼、哈耶克、诺齐克等等这些所谓新保守或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言人,而是在同一霸权意识形态保护伞下的众多形形色色的群体。他们包括:“热心于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的‘现代化’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不相信国家,而关心安全、家庭、传统知识和价值,并属于‘专制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中相当活跃的那部分为数众多的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群体;诸如威廉姆·本奈特(William Bennett)一类要回到‘高标准’、纪律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的经济和文化保守人物;不完全与其他群体意见一致,但其职业利益和地位依赖于责任、效率、管理程序等他们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广泛利用的新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他们虽然彼此之间在利益和价值诉求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其中不乏一些对于自己被划入“右派”阵营极为反感的人们。然而,在不同领域中的立场的相似性却最终把他们推向了同一条战壕。他们的偏好虽各有不同,但是所假想的敌人却是共同的。这一敌人就是福利国家及其所有被认为是公共的物品、有“自身利益最大化”偏好的政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被他们视为“堕落的、混乱无序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而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可谓是集以上所有之“大恶”者,因此,也便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以上所有右翼群体共同讨伐的对象。在阿普尔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家所有指向公立学校的改革运动,诸如择校、学券制、公立学校私营化、国家课程、全国考试等等,便是右翼们借改革之名而开历史倒车、逆民主潮流而动的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的纷纷出笼,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导致受压制群体更趋边缘化(阿普尔不愿意使用“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弱势”用语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底层群体的不幸是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的,而不是缘于各种内外压制性条件),而且造成美国社会原本就存在的等级、族群、文化认同等内部冲突和裂变进一步加剧,以至于在当下的美国,任何一个公民在涉及到公共事务时,都不得不首先摆明你的立场,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站在谁的一边?”
  在阿普尔看来,对于每个关心社会正义、平等、人道、个人尊严和安全的人而言,在如今右翼得势的时代,回答这一问题的需要显得是那样迫切。否则,受压制群体的话语权和自身利益会被进一步剥夺,其命运愈加悲惨。对于那些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而言,如果继续恪守所谓的中立原则,沉醉于象牙塔内的所谓纯粹学术研究,他们就会愈来愈脱离现实,不仅失去自己在公众社会生活中的发言权,甚至面对保守主义的强大攻势,他们在学院中苦心经营起来的既有优势,也存在被彻底瓦解的危险。而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首先需要进行严肃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在此,自我反思固然必要,但阿普尔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反思右翼的种种话语及其改革议程背后的意识形态成分。这种反思是历史性的、道德性的和超越学科建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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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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