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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越与中国青铜器研究


□ 缪 哲

  行行有自己的苦恼。做早期艺术史的人,因研究的材料,多出于考古家之手,故苦于后者对材料的闭锁外,也苦于他自居材料的主人;而艺术史学者,则人疑是偷窥、觊觎或“妄意他家之宝者”。这隔阂的消弭,自须考古界的大度,但另一方面,艺术史也须有学科的自觉,得自拓疆域、自理田亩,庶免在考古界眼里,它是侵人疆土的流寇,或毁人宝物的妄人。早期艺术史学者,倘得有此心,则白格利教授的《罗越与中国青铜器研究》(Robert Bagley: Max Loehr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Cornell East Asia Series, 2008),就是一部必读的书。它以罗越的青铜器研究为个案,将艺术史与考古的交汇与分野,做了清晰的勾勒。
  书虽以罗越为题,但罗越的工作,却与高本汉分不开,故对两人研究的评述,书里便有“焦孟”的关系。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在读者耳中,应是一熟悉的名字。他对中国古音的研究,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语言学家,如罗常培、王力等。古汉语外,高本汉的兴趣,又旁及三代古物,如礼器、铜镜等。至于罗越,我则是颇疑名不出考古界或艺术史界的。按罗越(Max Loehr,1903—1988)是德国人,初于Ludwig Bachhofer门下,接受中国艺术史训练,后任慕尼黑“民俗博物馆”亚洲部主管,嗣后又移居日军占领的北平,出任中德学会会长。一九四五年,德国崩溃,学会关门,罗越则留滞北京,兼授德语于清华。其间与容庚、陈梦家、孙海波等“三代”专家,颇得论学之乐,因多见商周与北方草原的古器物,与闻中研院在安阳小屯所做的发掘。随着交道渐广,其学也益进。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罗越返德国;一九五一年,又应邀赴美,设帐课徒,最后瘗骨于此。青铜器外,他在美国的教学与研究,也包括了宋后的卷轴画,影响至巨(罗越七十岁那年,其弟子高居翰有寿文,刊于Ars Orientalis,对其独特而有效的教学方法,记之甚详,读者可参看)。由今天的“马后炮”说,罗越可谓高居翰、方闻一代人之前最优秀的中国艺术史家之一。我本人学习中国艺术史以来,亦每叹罗越为不可及。他对商周古器序列的厘定,先于考古之发掘,自令人敬佩;但尤可敬的是,在以游谈为高的艺术史领域,他象征了纪律与谨严。这一形象,总令我想起康拉德(J. Conrad)《黑暗心脏》(Heart of Darkness)里的主计:虽身处蛮荒的非洲,他衬衫的领子,仍浆得笔挺,袖口也总是雪白的。
  高本汉、罗越之前,中国的青铜器,因皆非科学发掘所得,故数量虽大,却乱不可理,故有人怀疑其中有商器,或周器的存在。早期青铜器图录中“汉前”的名目,便是因此挂出的智力的降旗。与年代不能定同令人绝望的,是演化的次序不能定。作为智力的遁词,亦作为黑格尔东方史观的反响,便有人称青铜器的诸类型,是初现即固化,从无发展的。其稍具历史感者,亦不过称地区的差异,与时代的不同,纠结于一团,故次序的厘定,乃不可能也。似唯一可做的,就是静等考古家的撞大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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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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