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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詹明信的批评理论看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建构


□ 林 慧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曾写道:“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①詹明信致力于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写在纸上的某种哲学体系,而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并有待探讨的领域。他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至今为止无可替代的乌托邦形式。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经典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乌托邦,预见了未来的生产方式必然会从当下的霸权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历史哲学,一个历史的目标,它的历史主义中必然包含着乌托邦的冲动。作为文学和文化批评家,詹明信要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到文学艺术的批评中去,使文艺批评承担起恢复社会现实、唤起社会理想这样一种历史责任。
  詹明信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是在后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已过时?能否用它来继续阐释后现代现象?这些是人们经常问起的问题。对此,詹明信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晚期资本主义远非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失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现象和矛盾,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后现代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论化。
  在对后现代的研究中,詹明信坚持以生产方式为主导符码进行阐释,这也是詹明信与其他后现代理论家的一个重要区别。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詹明信提出了他的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他指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更根本和阶段化的对资本主义本身作为系统与生产方式的假设上。根据这一经济与社会的假设,资本已经经历了三次特定的变异,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基础的持续性与完整性是通过几个扩张的阶段来维持的。这看起来也像是几次断裂,仿佛在文化与上层建筑中也出现了崭新的现实存在的文化逻辑”②。但同时,詹明信又指出,虽然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的,但这种变化不是完全彻底的变化,而是主导生产方式的变化,其他生产方式仍以附属的形式存在。可以说,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才使得詹明信断言,今日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上,詹明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有效性,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和元叙事。在他看来,总体性是研究后现代不可或缺的理论视野。没有总体化的视野就无法想象社会的全面变化。为了解决总体性与后现代所倡导的差异性这一矛盾,詹明信坚持用辩证的思维方法,把后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关系系统加以总体化的同时,又重视系统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差异,从而实现了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正是对总体性的坚持才使詹明信的理论具有一种乌托邦的视野。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乌托邦式的,试图调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以及个人与社会,把破碎的后现代的现在与其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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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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