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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表现与五四文学


□ 周仁政

  内容提要:情感表现作为与“文以载道”相对立的观念范畴,是现代文学秩序确立的基础。启蒙主义的普适化情感表现作为爱(或憎)的哲学的表达,建构了一种“正、大、公”的启蒙泛爱伦理。个人一审美化情感表现从“偏、小、私”的情爱领域发端,“恋她(他)”和自恋渗透了不同的情爱观和文学理想。从“唯情”到纵欲,自然化情感表现在自意识地书写出“性的人”的基础上,又客观地展现出情与物的对立,“反、邪、僻”和“俗、鄙、乱”的情爱成为受制于情感的自然法的特殊形式。
  
  情感表现是中国新文学获得现代意识的起点。在五四文学运动中,情感表现与“文以载道”作为两大对立的观念范畴,其真与伪、深与浅,成为创造或鉴别新、旧文学的重要标志。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解释文学“须言之有物”时指出:“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情感,(二)思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感者,文学之灵魂。”胡适且认为,情感亦“美感”,文学之美盖在情感之美。这不啻为现代文学的生存和发展找到了新的依据,确立了新的基础。
  情感表现自此成为涵盖诸种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的文学观念和表现形式中最本质的内涵。情感表现的本质性或本位化,成为中国新文学价值观的独特体现,且是识别不同文学现象的内在标志。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借助其美学建树试图把隋感表现与美感经验(审美表达)从认识上统一起来,认定美(艺术)的表达是情感表达,审美是心灵的活动,美的本质不在物(对象),而在心灵(情感)。现代文学在情感表现的问题上虽一直存在着“唯心”和“唯物”的争端(包括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争),但就对其本质性或主体地位的认同而言,却又有着毋庸置疑的一致性。无情感谓之无文学。虽然情感表现的性质各异,种类繁多,但在五四文学中,现代文学史上的诸种情感表现方式均已初现端倪,派生出各种不同的创作倾向。日后文学的情感表现则在不同观念、方法,或者思潮、流派的意义上对其进行整合和强化,承传和超越。归纳起来,大致包含如下三个层面:
  
  一、普适化情感表现:爱和憎的哲学
  
  启蒙运动所要求的文学的情感表现不在于自我本位,而是社会本位。因而胡适当初在为新文学厘定内涵时,把情感与思想相提并论。在他看来,真正“言之有物”的文学是有思想的文学。不仅“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而且“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但以此为出发点,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思想表达亦必然是区别于传统“文以载道”的独特的情感表达。
  然而,启蒙情感作为一种普适化的社会情感或新伦理情感在强烈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的意识上被激发出来,启蒙主义情感表现在形式上便具有了明显的“正、大、公”的特征。在诸如此类的情感表现中,对个体情感的特异性的忽略成为不可规避的现象。我们可以粗略地审视一下自鲁迅开始的一系列启蒙主义性质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情感表现的非个人性不仅赋予作品主题以单纯性,作家精神以庄严感、崇高化,思想以哲理性、深刻性等,还更集中地表现为缺失自我发现、自我认同的真正勇气和鲜明意识。譬如在情爱领域,启蒙主义作家们就基本上漠视自我的存在,或者对此漫不经心。
  这不是启蒙文学固有的现象,但却反映了中国启蒙主义者特有的心态,及其文学表现上的社会本位和伦理意识。鲁迅之外,胡适的文学心态及其情感倾向最鲜明地具有着普适化的特点。在五四文学中,他一度所发挥的文学影响力实则超过了鲁迅。首先是新诗。胡适对于新诗的实践和主张最直接地影响了《新青年》、《新潮》社诗人群(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并通过他们影响到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新诗坛。就其对新诗的主张来看,胡适的论诗标准如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所说,在于“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再加一层“诗体的解放”。综合起来看,就是思想、情感和语言(白话)三要素的简单综合。他由此而称誉周作人的《小河》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也完全基于这一特定的论诗标准。实际上,在初期白话诗人中,除胡适之外,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刘大白等在情感表现方面都各有建树。特别是刘大白、康白情等尝试性的白话情诗。比较而言,周作人的《小河》能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其特点显然不在于情感表现方面。除了是白话长诗,其形式上追随胡适式的“诗体大解放”,成了“分行的散文”,胡适所欣赏者更在于它的“思想”。它是一首哲理诗。在胡适看来,它有的是“曲折的理想”,其所包含的
  “复杂的感情”并不带有个人性。其时胡适借肯定周作人的《小河》推举自己的《应该》一诗,也在于说明,这样的一首“爱情诗”其实完全当不得情诗看,它有的也只是一种“曲折的理想”(深奥的哲理)。
  在启蒙意识上,就诗歌整体上看,胡适论诗的终极标准是“明白清楚”。这更显然是就思想表达而言的。他曾说:“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就诗而言,对应于上述三要素,“明白清楚”在于思想表达要一目了然,“有力能动人”在于其具有的启发性或感染力。所谓“美”,胡适则认为,“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可见,情感或情感表现在此并没有真正的地位。抽空了情感的个性色彩,实则也就抽空了诗歌本质上应有的内涵,仅剩下思想和语言表达的“明白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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