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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方法”的方法


□ 赵京华

  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三位最受敬重、学问在中日两国得到高度评价的学人。他们是刚刚离开我们的伊藤虎丸(一九二七——二○○三),还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丸山升和原一桥大学教授现任教于神奈川大学的木山英雄。三位的学问虽各有千秋,但他们同为东大文学部出身,于战后的六七十年代,承接竹内好(一九一○——一九七七)对鲁迅及革命中国的研究传统,一起为开创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新局面而贡献卓著,在这一方面,他们得到的普遍赞誉则是共同的。我留日十年,有幸从师木山英雄教授,得其教诲,现在又有机会为他编译论文集(《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备感荣幸的同时亦觉忐忑不安。因为,作为编译者有责任向中国读者介绍原作者的学术思想与方法,然而这谈何容易。如果说,丸山升是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为本,在六十年代本国的“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中建立起自己的“革命者鲁迅”形象和研究革命及社会主义中国的架构(《鲁迅——其革命与文学》,平凡社东洋文库,一九六五),那么,伊藤虎丸则出于对西洋精神和东亚现代性的关注,以“个”的观念为中心建立起人学的“文化鲁迅”研究体系(《鲁迅与终末论》,龙溪书舍,一九七五)。然而,说到木山教授呢?这实在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的。事实上,正如他为本论文集寄来的中文版“跋语”所言,连他本人也觉得“我写的东西多是读书经验的语言化这样平凡的方法,或者说几乎是无方法的产物”。不过,如果这里所谓的方法,不是指时下那种从逻辑到逻辑的理论预设和思辨体系构架,而是指研究者面对对象、进入历史的某种姿态或方式,阅读和解析对象的某种思想穿透力(思考架构)以及学者的人文情怀的话,那么,木山教授自然应该有他自己的“方法”,而上述“跋语”也可以理解为是他的自谦自词。要解析这样的“方法”,我们只能先走进他的学术研究文本,通过对其“学术历程”的概述,去触摸那时而闪现的思考理路。
  这本论文集就是要尽可能反映原作者四十年来的整体学术风貌,把最具精华的东西呈现给中国读者。从目录编排上可以看到,三个部分中的前两个部分是以论文的发表时间为序,第一部分为自一九六三年首次发表的长篇论文《〈野草〉论》到一九八三年为止二十年间的代表性论文计七篇。第二部分是九十年代以后直至最近的《野草》解读,共有九篇。第三部分则是序跋之类的短篇五则。观前两个部分,已经突显出作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和学术关注重心∶
  一、自始至终不懈地解读《野草》,并由此进入鲁迅的思想内心世界以解读革命中国的现代史。众所周知,鲁迅研究史上虽然有人关注过《野草》的价值(如三十年代的李长之,四十年代的竹内好,五十年代的冯雪峰),但是,在中国真正把《野草》作为鲁迅的哲学(历史中间物意识)和走进作家丰饶内心世界之窗口而实现了研究史上巨大突破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以钱理群、汪晖为代表的论述。而在邻国日本,木山教授早在此前二十年的六十年代便注意到《野草》中鲁迅的诗与哲学,并通过对二十三篇散文诗彻底的文本解读,证实了鲁迅是怎样在生存哲学的意义上经过对四种“死”的形式之抉心自食式的追寻,最后穿过“死亡”而完成对自身绝望暗淡心理(也即处此历史大转折时代的古老文明中国所怀抱之全部矛盾)的超越,成为卓越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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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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