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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方法”的方法


□ 赵京华

  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三位最受敬重、学问在中日两国得到高度评价的学人。他们是刚刚离开我们的伊藤虎丸(一九二七——二○○三),还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丸山升和原一桥大学教授现任教于神奈川大学的木山英雄。三位的学问虽各有千秋,但他们同为东大文学部出身,于战后的六七十年代,承接竹内好(一九一○——一九七七)对鲁迅及革命中国的研究传统,一起为开创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新局面而贡献卓著,在这一方面,他们得到的普遍赞誉则是共同的。我留日十年,有幸从师木山英雄教授,得其教诲,现在又有机会为他编译论文集(《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备感荣幸的同时亦觉忐忑不安。因为,作为编译者有责任向中国读者介绍原作者的学术思想与方法,然而这谈何容易。如果说,丸山升是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为本,在六十年代本国的“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中建立起自己的“革命者鲁迅”形象和研究革命及社会主义中国的架构(《鲁迅——其革命与文学》,平凡社东洋文库,一九六五),那么,伊藤虎丸则出于对西洋精神和东亚现代性的关注,以“个”的观念为中心建立起人学的“文化鲁迅”研究体系(《鲁迅与终末论》,龙溪书舍,一九七五)。然而,说到木山教授呢?这实在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的。事实上,正如他为本论文集寄来的中文版“跋语”所言,连他本人也觉得“我写的东西多是读书经验的语言化这样平凡的方法,或者说几乎是无方法的产物”。不过,如果这里所谓的方法,不是指时下那种从逻辑到逻辑的理论预设和思辨体系构架,而是指研究者面对对象、进入历史的某种姿态或方式,阅读和解析对象的某种思想穿透力(思考架构)以及学者的人文情怀的话,那么,木山教授自然应该有他自己的“方法”,而上述“跋语”也可以理解为是他的自谦自词。要解析这样的“方法”,我们只能先走进他的学术研究文本,通过对其“学术历程”的概述,去触摸那时而闪现的思考理路。
  这本论文集就是要尽可能反映原作者四十年来的整体学术风貌,把最具精华的东西呈现给中国读者。从目录编排上可以看到,三个部分中的前两个部分是以论文的发表时间为序,第一部分为自一九六三年首次发表的长篇论文《〈野草〉论》到一九八三年为止二十年间的代表性论文计七篇。第二部分是九十年代以后直至最近的《野草》解读,共有九篇。第三部分则是序跋之类的短篇五则。观前两个部分,已经突显出作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和学术关注重心∶
  一、自始至终不懈地解读《野草》,并由此进入鲁迅的思想内心世界以解读革命中国的现代史。众所周知,鲁迅研究史上虽然有人关注过《野草》的价值(如三十年代的李长之,四十年代的竹内好,五十年代的冯雪峰),但是,在中国真正把《野草》作为鲁迅的哲学(历史中间物意识)和走进作家丰饶内心世界之窗口而实现了研究史上巨大突破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以钱理群、汪晖为代表的论述。而在邻国日本,木山教授早在此前二十年的六十年代便注意到《野草》中鲁迅的诗与哲学,并通过对二十三篇散文诗彻底的文本解读,证实了鲁迅是怎样在生存哲学的意义上经过对四种“死”的形式之抉心自食式的追寻,最后穿过“死亡”而完成对自身绝望暗淡心理(也即处此历史大转折时代的古老文明中国所怀抱之全部矛盾)的超越,成为卓越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
  二、周作人及周氏兄弟并行研究。在日本真正系统的周作人研究是从木山教授开始的,这在中日两国学界已是公认的评价。尤其是考虑到这项研究起步于六十年代,周作人被判定为“汉奸”已经沉默二十余年,几乎为世人所忘却;而“汉奸”罪名与日本所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直接相关,作为日本国民的木山教授一面承受着道德心理上的重负,一面又努力超越伦理政治评价,致力于在思想史上突现思想家和文章家周作人那独特的形象,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开拓性学术工作。我更注意到,在木山教授的周作人研究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周作人的思想价值比起“五四”时期更在于二十年代之后的、对西方价值观和文学范畴进行本土化转换方面,例如把艺术变成生活的技术或一种礼,把人道主义变成一种“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式的人本主义,把个人主义变成以“己”推及“人”的共生主义,科学也被抽掉其可怕的彻底性而变成“人情物理”式的一种常识等等。木山教授以精细的文本解读有力地证实,周作人的思想史价值正存在于这种将外来现代性转换为与历史传统相关联的中国现代语境中来的努力方面,也因此,使周作人的思想和文章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甚至在战争期间于政治上“落水”之后,依然以“原始儒家”的主张在形式上成全了自己思想上的一贯性。那么,周氏兄弟并行研究呢?请注意,我有意回避使用“周氏兄弟比较研究”的提法,因为,木山教授对那种旨在比较鲁迅、周作人思想、艺术高下的研究是不以为然的。记得在一次关于竹内好的研讨会上他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透露了着手周氏兄弟研究的起因,那就是有意识地要将自己心目中景仰的鲁迅相对化,以避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绝对化,避免被对象所吞食的学术危险,这大概是有鉴于竹内好那过于个性化的鲁迅像而言的吧?木山教授认为∶在鲁迅与周作人这一对儿骨肉兄弟身上积聚了革命中国及其现代性的全部矛盾紧张,他们是“将中国老大文明的自我改革这个从未如此全面地被意识到的课题,在最深的层次上肩负到底的一组人物”。周氏兄弟自然在个人天赋秉性和思想观念上存在很多差异和分歧,特别是一九二三年“失和”之后。但是,木山教授关注的更在于兄弟两人的共通性方面,这又构成了其研究的一大特色。印象最深的是《实力与文章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五四”文学革命经过十年历程而迎来向革命文学的转换之际,兄弟俩分别感到了自己清末以来所形成的文学观受到来自左翼阵营的冲击。面对这种冲击,两人的抵抗姿态和革命观虽有明显的本质上的距离,但对“革命文学”论所做出的反应,其根柢里仍然有某种重要的一致性,他们都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置换为实力与文章乃至语言的关系,而鄙视那种夸夸其谈的议论,并在这两者的关系上得出否定性的结论。也许是这种思惟方式和文学气质上的一致性,促使木山教授将周氏兄弟的并行研究进一步拓展到给兄弟俩整个一生以巨大影响的章太炎那里,而有了那篇学术含量极高的论文《“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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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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