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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应对策略


□ 郑红勤

郑红勤

(苏州市职业大学 教育与人文科学系,江苏 苏州215104)

摘要:

面对20世纪西方文化思想的挑战与刺激,中华民族将如何生存和发展。鲁迅先生提出了以“种族革命”为手段,“思想革命”为目的,标本兼治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鲁迅;应对策略;种族革命;思想革命

收稿日期:2010-10-27

作者简介:郑红勤(1966-),女,江苏姜堰人,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挑战—应战”的文化思想研究叙述模式,似乎遭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普遍质疑,许多学者斥之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其实,不论如何质疑和斥责,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总是自觉地处在“应对”的状态之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正是西方文化思想强有力的挑战与刺激下的应对策略。只有在这种“应对策略”的应用及其转变的文化思想背景下,我们才能认识鲁迅文化思想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一、思想革命出场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打击,中国社会经历了“器物引进—制度变革—文化思想”三个强烈的震荡周期。

戊戌变法以前,是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成了中国朝野上下普遍神往的主流目标,曾被目为“奇巧淫技”的西方物质文明一时之间成为社会崇奉的时尚。兵工厂、造船厂、棉纺厂等西方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方式陆续被引进,“咸与维新”成为时代的潮流。但甲午战争的溃败打破了中国人的物质引进的美梦。号称“亚洲第一强”的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使有识之士警醒:再强大的“器物”,在腐败衰朽的落后体制下,最终只能“流水落花春去也”。康有为、梁启超奔走呼告,“变法”主张恰逢其时,制度变革的要求日益高涨,立宪改革也被艰难地提到了议事日程。然而,随着“戊戌六君子”被斩首菜市口,康、梁仓皇出逃日本,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制度变革的尝试在血雨腥风中被迫夭折。

文化思想改造的呼唤,正是在这样惨烈的世纪之交成了时代最强音。梁启超逃居日本后,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并宣称“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对要彻底解决制度问题,他提倡破坏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1\](P.88)必须让“新民”成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P.3)推究其实质,“新民”就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文化思想改造运动,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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