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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与宪政经济学


□ 胡星斗

  在个人经济自由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只有个人自由(公民权利的保护),才会有民众财富的增长

  特约作者胡星斗

  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宪政经济学之父布坎南(James M.Buchanan,1919-2013)以93岁高龄逝世。

  布坎南因公共选择( public choice)理论名闻学界,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把自己的理论直接称为宪政经济学,他和加特内·劳森对1975年-1995年间103个国家的产权安全和契约自由的研究表明,在个人经济自由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不自由可能会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但只有个人自由(公民权利的保护),才会有民众财富的增长。产权的不安全性比任何其他因素对企业发展的阻碍都大,在没有宪政保障下,市场很难长久地保持自由开放。

  根据布坎南的观点,所谓宪政经济学,是指“一个研究纲领,它研究个体在其下互动的规则和制度的运作特性,以及这些规则和制度得以选择或者产生的过程”。他认为,对约束的选择的强调使得宪政经济学有别于传统经济学,对个人之间的合作性互动的强调,而不是对冲突性互动的强调,使得它有别于很多其他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宪政经济学是经济学理论在政治学、法学领域的运用,“政府悖论”是其理论的核心和源头。宪政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除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之外,还有奥地利学派的冯·哈耶克。他们两位都倾其一生研究与探索完美的社会体制,以求能够最高效、最准确地解决人类社会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政治与经济的矛盾。

  布坎南可以说是宪政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宪政经济学”的概念也是出自他。布坎南在《宪政经济学》的前言中指出“英美法理学强调理性的法则(the rules of reason),却大大忽视了规则的理由(the reason af rules)。我们所参与的社会经济——法律——政治的博弈,只有根据其规则才能做出经验描述。但是,我们中间大部分参与博弈的人,并不理解或评价这些规则,例如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又是如何改变的,特别是如何对它们做出规范性的评价。”

  布坎南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割裂的研究方法,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显然,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在经济市场是自利的,而在政治市场是利他的,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善恶二元论”是无法成立的。在政治市场中活跃的角色有政治家、政客、选民与政治集团等,他们的交易对象是公共政策与公共产品:而在经济市场中活跃的市场单位则是生产者、分配者、消费者、财团、金融大鳄等等,他们交易的对象是商品或衍生品:政治市场中的选票相当于经济市场中的货币,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可以寻找到一种制度,既规避又利用人类自私的本性,保证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状态,即产生在使得每个人效率最大化的地方,亦即帕累托最优点。这种存在于人类精英理想之中的均衡状态靠人类自身的自觉性与道德伦理是难以构建的,在布坎南的心中只有“宪政的力量”可以实现人类伟大的理想。

  宪政经济学是对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范式的应用与超越,旨在寻求最优的交易结构,正如科斯定理所指出的,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不同的制度安排是等价的,但现实中,交易费用大于零,不同的法律制度结构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因此,存在着最优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特别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宪政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使得产权与权利问题成为经济学分析的焦点、政治制度结构成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交易费用实际上是制度成本(张五常,2000)。中国模式的重大缺陷就在于交易费用过高,政府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过大,“三公”消费、“维稳”经费都深深地拖累了民生改善的步伐。

  另外,一种制度安排要有效率,必须是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制度不会存在(在多人参与的博弈中,没有任何参与者可以独自行动而增加收益,即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任何单独的一方愿意改变其策略,此策略组合被称为纳什均衡)。同样,当一国宪法不是纳什均衡时,它就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它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游戏规则,而纳什均衡的宪法才是宪政意义上的宪法。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宪法是名义上的最高法律规范,却并未有效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张,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现代化是宪政化和市场化的统一。宪政制度与市场制度是互补性的制度安排,宪法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公正、透明和权威的宪法规则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基本的游戏规则,或者说,宪政市场经济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与潮流。宪政经济学划分了政府与市场的楚河汉界,政府只能在限制垄断、解决外部性、公共产品的需求方面有所作为,即使在这些领域也应优先考虑市场化、宪政化、社会自治化的合理性。一般资源的优化配置活动应交由市场去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的静态与动态效率方面都优于政府:尽管存在着市场失灵,但不意味着政府干预会更好,只有当政府干预的外部性——政府失灵的净损失不超过市场失灵的净损失时,政府干预才是必要的、合理的。

  诺斯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构造出一个稳定的非常高效的政治制度起支持作用,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因此,如果中国仍想保持现有的令世界羡慕的高速经济发展,就必须构筑符合宪政规则的制度与环境,发挥宪政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经济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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