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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爱、敌意与他者的单一性



  摘要:德里达后期的著作《友爱的政治学》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展开思考,他从古希腊的友爱来源于血亲兄弟之关系,来讨论城邦政治,正是血亲关系建构了社会共同体。德里达对施米特的“敌意”展开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时代,既没有友爱也没有敌意,这也就是说,朋友与敌人构成一种奇妙的转化关系。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突显出的“敌意”,在德里达的解构中,那就是“幻影朋友之回归”。
  关键词:友爱;敌意;共同体;他者;单一性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德里达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班开讲“友爱的政治学”,1994年结集成法文出版,1997年出版英文版。此书的出版像德里达所有其他著作一样,迅速引起国际学界浓厚的兴趣。这部书在德里达后期著作中可能是份量最重的,与《马克思的幽灵》(1990),《宗教行动》(2002)比肩而成为德里达对当代政治思想发言的重头论著。德里达自己说,《友爱的政治学》像是他某一天要写的一本书的长篇导言。作为一篇导言,如此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导言”既是实情,也是隐喻。前者确实表明德里达试图全面阐释哲学、政治学与伦理学;隐喻之意即是说,德里达在这部书中试图着手全面处理他个人以及哲学、政治学迄今为止遗留的最关键和难度最大的问题。因而,这部书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德里达最杰出的著作,无疑也是这个时代最丰富和最渊博的著作。它是德里达思想的集大成,也是他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思想的全面发挥。这部书保持了德里达惯常的解构策略,那就是从文学修辞和词源学人手,从这里引向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德里达就蒙田引述的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话:“哦,我的朋友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O philoi,oudeis philos),展开分析,他追踪蒙田的意思,从蒙田的意思引向亚里士多德的原意,从而分析这句话在古希腊语言和城邦政治关系中的意义。这句话被德里达纳入到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中加以理解,把古希腊的悲剧与尼采的友爱观联系起来,随后才进入正题,那就是分析和批驳施米特的敌友论的政治哲学。整本书花费了4章(第四、五、六及第九章)论述施米特,德里达显然是针对90年代以来施米特在国际政治哲学界的重新热门颇有看法,要把施米特的根基拔掉。《马克思的幽灵》是对福山的新右派思想的抨击,而《友爱的政治学》则是对施米特这种老牌左派的死灰复燃泼上冷水。
  《友爱的政治学》是一部极其丰富渊博的著作,要对它进行全面的阐述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本文主要就德里达对施米特的“敌意”问题的批判展开论述,来看德里达是如何在新国际政治语境中思考后冷战秩序中的“敌意”与“友爱”的问题。
  当然,《友爱的政治学》其根本主题当然是关于友爱的哲学性问题,也就是如德里达所说,友爱是一个哲学问题。从更高的广义的层面来说,这部书的主题是关于友爱的哲学思考。在更直接的主题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其中心议题是集中在对施米特的批判上,这是德里达在回答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战略的核心议题,那就是敌友重新划分的问题。冷战结束后,冷战的思维还在延续,敌友问题依然是后冷战时期政治选择的首要问题。德里达抓住施米特作为靶子,确实是抓住问题要害。果不其然,德里达的思想还未炒热,施米特搭上了列奥·斯特劳斯的思想快车,在列奥·斯特劳斯的弟子们的推波助澜下,施米特迅速成为后冷战时期的显学。大右派斯特劳斯的思想,何以会助老左派施米特热销,这是另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这里不加深究。但德里达对施米特的关注正好与他对友爱问题的哲学思考结合起来,这就显示出德里达的先见之明。施米特思考的是民族一国家的现实使命;而德里达要思考的则是政治对他人所负有的道义和责任。我们看到德里达打开的是完全不同的思想侧面,这是在西方的思想史的源远流长的语境中,来思考当今西方政治敌友选择定位的“宏大”思想。可以说,德里达的哲学追问,既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又具有历史深刻的依据,它如同是后冷战时期的圣经。在德里达所有的著作中,这部可能是最具有整体性的著作,仅仅仔细阅读这篇长长的导言,我们就会发现,德里达要处理的显然是更为丰富和深远的主题。因而他把对友爱的哲学思考与对施米特的思想批判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把两个最极端的主题交叉重叠在了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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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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