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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的尴尬与选择的迷惑


□ 徐行言

  摘要:20世纪的西方文明演绎着在不断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中推陈出新的进程,而在生存危机中寻求出路的中华文明则是在痛苦的自我否定中奉行着“拿来主义”的策略,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探索中进行着现代性的自我改造。然而在西方文化从启蒙现代性走向审美现代性,又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的自我解梅的急剧价值冲突与形式变革中,期望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学也不断陷入选择的困扰和评价的迷茫。本文试图从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反传统互动,革命现代性对审美现代性的排斥,启蒙现代性的革命化改造,后现代狂欢对现代性的消解等几个层次,结合对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王蒙等重要批评家、作家的艺术思想与创作实绩的分析,对20世纪中国文学在现代性选择中遭遇的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面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作一个简要的梳理,以期对西方的现代性经验给予现代中国文学进程的影响作一个深层次的透视。
  关键词:现代中国文学 现代性 拿来主义
  
  现代性作为批评话语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已近20年了。其间,有关现代性的概念不断翻新,从启蒙现代性、世俗现代性到社会现代性,从文化现代性到审美现代性,还有所谓前期现代性、后期现代性、资产阶级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新现代性、另类现代性,不一而足。至于中外学者对现代性的阐释和讨论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波德莱尔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它可以被看作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而有之。吉登斯则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有人讲现代性已经终结,哈贝马斯却将现代性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利奥塔则把它视为元叙事。总而言之,现代性成为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在中外学术界形成了各种关于现代性的思考与命名的杂语喧哗。
  究其原因,除了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之外,我们研究和使用这一概念的不同视角,以及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对中国文学实施现代性改造的过程中不断“拿来”的各种新理论的相互抵牾,使我们终究不能不陷入价值的冲突和选择的迷茫,也使我们对中国文学自身现代性的理解遭遇到矛盾和困惑。因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呈现历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和清理。
  
  一、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反传统互动
  
  在现代性的多重建构中,有两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现代性命题是多数中外学人所共识的,这便是审美现代性(或称文化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亦称社会现代性)。前者是导致现代主义和先锋艺术产生的以对抗经典的学院派艺术传统及其美学基础为己任的现代性,即如卡林内斯库所总结的:“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后者则是作为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前提和价值标准,“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
  毫无疑问,这是两种相互冲突的现代性。二者的对立正是西方19世纪以来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文化景观的根源。然而,也正是对这二者的“拿来”成为中国新文学成长的动力。按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的启蒙现代性,是单维性的,但近20年的研究表明,对审美现代性的关注和汲取同样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五四前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创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拿来”的视野首先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在19、20世纪之交,致力于变法维新的晚清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便试图从西方近代的先进思想中寻求使国家走向富强的出路,于是他们致力于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启蒙思想。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梁启超也撰写了一批介绍卢梭、霍布斯、斯宾诺莎、边沁、康德等近代思想家的学案。与此同时,他还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试图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以新小说作为启蒙新民的工具。
  与他们不同,王国维和鲁迅却更关注19世纪以降的欧洲文化对近世文明的反省,以及反抗启蒙理性的意志哲学,转而向国人引介了叔本华、尼采所倡导的反思近代文明的“新神思宗”。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王国维陆续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全面运用叔本华人生苦痛说和康德的艺术超功利论阐释人生及美术之概观,又以叔本华的意志之学说,阐释《红楼梦》之解脱主题与精神。虽立论难免有失之牵强之处,但王国维对现代西学中意志哲学的熟悉和崇奉可见一斑。他还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批评严复道:“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足见二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接受已有明显的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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