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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的困境


□ 苏七七

四个月之内,《梦想照进现实》即从策划阶段进入了影院发行,创造了一项国产院线上映电影的时间纪录。虽然徐静蕾将电影的商业宣传视为一项重要工作,并亲自负责推广,但她依然承认,这是一部“小众电影”。
小众电影”即意味着这不是一部类型片,不符合大众的电影消费习惯,也不以高额票房为目标;但与此同时,也预示着影片将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突破,以先锋性与实验性吸引小范围观众的注意力,具备某种较为独特的艺术风格。二者有着不同的观众预期,也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前者着力于提供一次视听的感官消费,而后者则更致力于感受与观念的拓展,在逾越“大众”的价值观与审美理念中,扩大电影乃至艺术的疆界,达成自身的意义与风格。
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梦想照进现实》有某种自觉性,但却并不成功——它有着貌似先锋的形态,但内在的精神向度却是退缩与中庸的。在对“梦想”与“现实”的关系探讨中,二元论成为基础的方法论,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平行的二元关系:男性/女性、导演/演员、黑夜/白天、梦想/现实等。虽然“照进”式的解决方案在电影中被否决了,但在陈述与辩驳中,语言快感模糊了问题的实质,最终成为一次小狗追尾巴式的游戏——意义的虚无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影片成为一个消磨与慰藉的过程。

梦想·现实

在《梦想照进现实》中扑面而来的便是关于“人生意义”这个非常普泛而终极哲学问题的探讨。电影中的女主角“老徐”认为现在的剧本不对,导演不好,她在扮演一个自己都不能认可的虚假人物,认为“每天吃饭都觉得自己在干一件特别愚蠢的事,在浪费生命。我缺钱?我想借这戏出名?什么都不为我为什么这么委屈自个儿?”应当说,在角色/演员、电视/现实的对照关系中出现这个问题,先天地具备一种隐喻性。电视剧的无意义映照出现实的无意义,同时也将投入于电视剧的这段时间纳入了无意义的范畴中。女主角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夜半来寻找男导演探讨,问题被投掷给男导演之后,发生了几个转折:
第一阶段,男导演只是将这个问题作为现实问题“辞演”来解决。他侃侃而谈,“以崩溃对崩溃”,试图取消一切价值来否定女演员的问题。对于“无意义”,他已经有了一种麻木,崩溃都成为一种表演。男导演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的自我表演与审视,成为电影中含义较为丰富的一个段落:他的表演之后是他虚无的价值观,而这段崩溃表演又成为虚无之上的虚无。这种空对空的感受显然也给他带来了某种惶惑,也成为将问题放到现实中来解决的一个前提。
第二阶段,他们一起修改剧本。女主角提出了种种建议,但很显然这些建议除了嘲讽剧本之外,都显得过于轻率,不具备良好的实践性;而男导演则明白在“现实环境”中,大幅度的剧本修改是不可能的,这样做既缺乏勇气,也缺乏行动力。修改剧本这个可能对处理“梦想”与“现实”问题有所帮助的环节,最终只是走了走场面,落了空。而女演员在这时候,揭露出男导演的“恶意”,“一个仇视别人的人”的评语击中了他的软肋,于是问题的重心从女演员的价值问题过渡到男导演的道德问题,电影进入了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基本上是男导演滔滔不绝的独白。他的台词中有隐约的历史背景,有着“梦想照进现实”的惨痛记忆,但此刻“梦想”与“现实”的概念实际上被置换了。从个人乃至一代人的角度,他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些原因或者解释,但对于更普泛与更当下的问题,则是另一类型的回避。
由此这个电影是“名不副实”的,它从一个刺痛人的价值问题转化到一个刺痛人的道德问题,而梦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二者被太轻易地对立起来,又被太轻率地否定。似乎女演员的抱怨与男导演的认识已经足够了,语言才华掩盖了价值问题,沟通中产生的善意缓和了道德问题,这是《梦想照进现实》所达到的程度——具有暴力感的语言不能提高它的力度,而看似先锋的形式也不能强化它的深度。在抱怨现实中现实的缺席与奢谈梦想中轻巧的回避,使这二者互相分离,彼此对立——身陷二元论的井底之中,成为这个电影的最终境遇。

语言·影像

在关于梦想与现实问题的探讨中,更深入更切实的可能性没有得到推进,但一种语言的自我膨胀、自我炫示占据了制高点——男导演在成为一个价值的虚无者的同时,成为一个语言的高蹈者。问题退居幕后,语言的快感在这一刻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超越了价值观。但“说者”的快感是否能转化为“听者”的快感?电影的创作者(编剧/导演)与它的接收者(观众)之间,能不能有一种感受的共鸣,这是一个电影语言的有效性问题。
事实上,“听”这部电影是相当费劲的,尤其在观众不是一个北京人的情况下。徐静蕾说这个电影的观众不会太多,而这部分感兴趣的观众能看上两三遍。的确,如果只“看”一遍,会有非常多的东西“听”不明白。对于南方观众来说,备一份《老徐电影王朔语文》来做参考几乎是必要的。台词中很多北京方言,比如“挂相儿”、“寸不寸”、“拧巴”、“得儿哥”,得看注解才能明白意思;更有一整段的长篇独白,如男导演对梦想的理论阐释、对重逢的情景描绘,都得对着剧本才能听得明白。王朔的剧本已经是一个可以独立的作品,有着独立的美学价值。它秉承了王朔的一贯风格,糙、贫、暴力而又有一种惨痛,在控制欲中有一种脆弱性;但它没有超越王朔的以往成就,方言与流行语的运用近乎炫技,联想式的语言繁衍在膨胀中走向空洞,而这种风格化的书面语言作为电影台词是不是反而被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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