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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商业化及其规制


□ 税 兵

  摘要:要合理限制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防止其成为个人利益的输送工具,就需要跨越民法、税法、行政法等法域,构建一系列的规则束。政府以税收优惠等特别利益,来引导非营利组织主动接受法律监督,此为诱致型法律规制;禁止非营利组织内部成员从商业活动中牟取私利,此为禁止型法律规制;为解决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应确立起非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成员的公众义务,此为义务型法律规制。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泛商业化;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2-0085-08
  作者简介:税兵,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南京210093)
  
  当下重商主义时代,非营利组织并不只是“爱心”、“利他”等崇高名词的象征物,其组织体身上散发出的商业气息正日渐弥漫。许多非营利组织拥有巨大的资产,它们所开展的广泛商业活动几乎已经和营利组织无甚区别。非营利组织泛商业化现象在中国社会也随处可见。最近的例子是,美国“探索”频道拍摄了反映少林方丈释永信的短片《新少林方丈》,观众们惊奇地发现,该片英文版中的“方丈”竟然被译成了“CEO”。“少林方丈成CEO”的黑色幽默揭示出非营利组织制度暗含的一对紧张关系:一方面,作为结社自由权的组织形式,非营利组织成为人们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物质平台,本应为天下之公器;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组织内部没有类似于营利组织股东权的权利制衡结构,易于沦为个人藏私之利器。因此,对非营利组织商业活动过分严格的管制可能危害结社自由,过分宽松的放任可能导致对公众利益的争夺。
  那么,如何合理规制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呢?该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非营利组织本质上虽为私法主体,但又和社会公共利益紧密勾连,“公”与“私”的双重性格使得非营利组织制度成为私法与公法相互交织的场域。鉴于此,本文期冀借助域外经验的考察,探讨如何横跨民法、税法、行政法等多个法域,通过建立起一系列交织齿合的规则束,消解非营利组织的过度商业化现象。
  
  一、诱致型法律规制
  
  有学者诘问到,一些私立教育机构像微软公司卖软件一样出售自己的产品(教育),为什么微软公司不能成为免税组织,私立教育机构却能享受这样的优惠待遇?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判例法上的答案其实是很明确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24年的一个判例中,某个宗教组织靠投资房地产和股票赚得钵满盆满,还经常通过贩卖酒、巧克力等商品获取利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要开展这些宗教活动,缺了钱寸步难行,”并进而认为,“(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待)显然是因为公众可以从它们的组织活动中获得利益,当它们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时,就应当资助它们。”此判例产生的规则被称为最终目的规则,即只要非营利组织商业收入的最终用途是慈善,以何种方式赚取收入与其免税资格无涉。按照最终用途规则,非营利组织开展商业活动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组织体的非营利特性本身;换言之,只要非营利组织不分配利润,它就可以毫无限制地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且丝毫不影响已获的税收优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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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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