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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立场”与“中国问题”


□ 黄 平

  当下的“改革”时代恰恰不是“文学之死”的时代,反而是难得的“文学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期待“改革”时代的“改革文学”,那将是真正的“当代文学”。
  
  迄今为止,顾彬几年前所谓“垃圾论”的批评,真正在中国学界引起了论争,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纸媒上的娱乐化的文化事件。由陈晓明和肖鹰的论战开始,就“重估当代文学”而言,笔者在《北京文学》《文艺争鸣》《辽宁日报》等报刊所读到的,大致有以下三种批评:基于世界文学立场的批评、基于道德立场的批评、基于启蒙立场的批评。相对应的,有以下三种辩护:针对世界文学立场,提出中国立场;针对道德立场,提出道德与文学无直接关联,或者指出对方道德的瑕疵;针对启蒙立场,指出其逻辑武断、片面、偏激等等。
  这场论战大量的话题与思路,重复“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对于当下文学的争议。较有新意的,是顾彬基于世界文学立场的批评,他大致以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严肃文学”为标准,其对于《白鹿原》的回应,也可视为对于当下文学的回应,“我读过,我不喜欢,但这跟我自己的标准、我作为德国人的品位有关。中国作家喜欢讲故事,喜欢开辟很大的主题,国家、民族、人类……德国作家重视一个人的灵魂,他们的每一段描写都可能有形而上的暗示,有象征意义。”(有趣的是他同样不能接受王小波的写法,“故事”和“抽象”都不理想,“也可能是因为我个人不大喜欢把小说写得太抽象,有太多比喻性的东西。”)
  笔者并不认同顾彬的判断,这种“普遍性”的文学标准完全无视历史语境,将文学视为社会结构之外的一块“艺术”的“飞地”。但吊诡的是,顾彬这种近乎“纯文学”的看法,遭受到的最猛烈的抨击,来自可以被视为“纯文学”标志性的批评家的陈晓明。某种程度上,陈晓明与顾彬分享着共同的前提,陈晓明为之辩护的,在于汉语小说也有“大作品”,只是不必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
  顾彬尽管没有给出好的答案,但是给出了一个好的问题。陈晓明给出了一个好的答案,可以打开讨论这一问题更大的空间。毫无疑问,陈晓明是学界最出色的批评家之一,几十年来无论对于文本的体验或是理论分析都保持着极高的水准,但正因为其杰出,所以携带的问题也尤为重要。且看陈晓明所给出的“一定数量的大作品”:《受活》《废都》《秦腔》《一句顶一万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这份榜单“巧合”的地方在于,都是对于“现实”的“变形记”,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直面“改革”三十年的现实生活与人的命运。这符合陈晓明对于文学的期待,“单一化的现实主义”,被陈晓明视为“当代中国小说最大的问题”,“我们的文学作品写事实事相太多,堆砌太多的事实。”然而,笔者想问的是,没有“中国问题”的“中国立场”是否可能?如果我们的文学无法触及腐败、权贵、失业、三农、高房价等等“事实”,无法触及公平、正义、自由、尊严、解放等等“理念”,以及这一切所带来的“改革”时代心灵的冲突与激变,那么“中国立场”的立足点在哪里?谁的“中国”?哪个阶层的“立场”?它是不是一个由于抵御“世界文学”所派生的空泛的“能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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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Tags: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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