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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毒”中成长的环境公民权


  文|司开玲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四处蔓延的血铅“毒草”丛中,一朵朵抗争污染、环境维权的鲜花也在悄然绽放……

  1999年2月3日,全国各级医院保健机构的常规检测项目中加入了一个新成员:儿童血铅含量。2001年8月,由多位院士和铅防治专家组成的中国科学研究会铅防治专家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讨论我国妇女儿童铅中毒防治策略。2002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朱坦和政协委员陈汉彬、陈守义分别发出相同的呼吁:我国日益严重的铅污染,已对少年儿童智力、行为的发育产生了不可逆的进行性危害,实际程度远超想象。代表们建议尽快设立专门机构和技术委员会,加强儿童血铅检测,建立儿童血铅数据库,开展铅污染防治宣传。2002年6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闭幕会的讲话中,对儿童铅中毒防治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同时,各级各类媒体也充分介并开展了宣传。2002年8月2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让孩子远离铅”的专题节目。2003年1月5日,中央电视台再次以“铅与儿童”为主题,重点报道了铅对儿童的严重危害。此后,各地铅中毒事件频频曝光:陕西风翔、甘肃徽县、河南修武、江苏邳州等地的铅中毒事件纷至沓来。与之前略显呆板的铅污染防治宣传相比,这些报道直接向国人展示了一些地方涉铅企业排污的详细情况,以及当地农村儿童的真实遭遇,反映出铅污染问题引发的激烈社会冲突,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次生问题。

  除此之外,相关统计数据也足以让人们警惕甚至恐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全国共有2.89亿少年儿童,其中血铅超标的比例竟达61%,也就是说有1.76亿少年儿童血铅超标。而中国科学院环境监测中心在8年时间里对全国儿童血铅含量的观测结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令人震惊。专家指出,儿童血铅含量每上升100微克/升,平均智商测验分数会下降2~7分。如果血铅超标得不到控制,20年后,中国新一代成年人的智力水平将比同年龄的美国人低20%。这是关系我国人口素质高低、关系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生存竞争能力高低的大问题。“排铅”已成为中国儿童健康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用“数字武器”维权

  随着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许多城市的污染企业正在向环境管制更加薄弱的乡村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了污染受害者。比起这些来自城市的拥有强大力量的企业,农民们缺少科学知识、缺少法律意识,更缺少获取信息的渠道。当村民们想为自己的受害讨回公道时,却发现自己手无寸铁——他们无法提供企业违法的证明、不能指出企业行为与自己受害间的必然联系、手中更没有说明自身受害程度的数据。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让人欣慰的是,当铅中毒汹涌而来之时,政府和媒体的努力终于为农民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和生存权益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血铅检测报告。村民终于能将模糊的受害体验或体表特征换成精确的数字,更加清晰和明确地表述自己受害的事实。

  2010年6月,安徽泗县开发区刘赵庄,一名不满两周的幼儿突然迅速消瘦,十来天的时间里竟瘦了数斤,并伴有莫名其妙的高烧,孩子经常哭闹不止。家人怀疑其体内微量元素缺乏,就到附近的泗县人民医院进行微量元素检测,结果发现孩子的血铅含量严重超标,已到中、重度中毒状态。消息传开后,附近很多同样为自家宝宝吃不胖、长不高,爱哭闹等症状发愁的家长纷纷赶到医院,对孩子进行血铅检测。东仇庄一岁零8个月的尹泽血铅含量为108微克/升,一岁半的仇佳血铅含量则达到207微克/升,而一名名叫简曼的幼儿血铅含量更高达267微克/升!

  目前,由国家指定,最真实、准确地反映儿童血铅水平的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已在我国广泛应用。公众也已了解,铅对人体来说是一种外来物质。很多人已经知道人体血铅含量的正常范围是0~100微克/升,当人体血铅含量超过200微克/升的时候,必须注意寻找外在污染源。这些知识都成为了遭铅污染危害的农民维护自身环境和生存权益的有力武器。

  典型事件的威力

  调查中,邳州市三河村民多次向我讲述他们知道的关于甘肃徽县儿童铅中毒的故事。他们说,在徽县案例中,铅中毒儿童得到了积极治疗,儿童的家长获得了赔偿,处事不公正的官员受到了行政处罚……这都是他们期待的,同时也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各级环保部门和上级地方政府对事件的关注和积极处理将是他们积极反污染的有力驱动。

  典型事件的示范效应在于,它能提示同类受害者,在遭受污染毒害时应搜集并展示哪些“证据”?应主张哪些环境权利?应该向哪些部门,通过怎样的方式反映自己遭受的损害?比如,在对徽县、风翔这些典型铅中毒事件的曝光中,媒体就向公众展示了很多“证据”;首先是铅企业存在污染事实的证据,包括废水废气排放是否达标、土地使用是否合法、企业生产是否有卫生许可、治污设施是否在运行,还包括一些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的浓烟、污水等;其次是村民污染受害的证据,包括受害者的血铅化验报告、受害人数及受害程度统计、农作物的损失,以及受害者对污染的亲身体验;另外很重要的一部分证据,就是国家环保部门及环保专家对企业污染事实与村民受害事实间关系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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