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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根的执着


□ 杨志芳

  “文化寻根”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所谓“寻根”就是寻找一种源于历史的身份认同感,寻找一种现实存在的价值和自信心。韩少功曾在《文学的“根”》一文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韩少功要求作家要广纳人类文化精华,更要看到民族文化的生命底蕴;要善于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更要找到养育自己的文化乡土;要继承和借鉴,更要消化与吸收,只有这样才能重铸和镀亮我们的民族文化。
  韩少功不仅在理论上提倡寻根,在文学创作中也实践着寻根理念。尤如鲁迅先生当年揭露和批判瞒和骗造成的愚昧、落后的中国国民劣根性一样,韩少功从一位清醒的知识分子、历史的反省者的角度对中华民族长期的文化积淀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把握。在他寻根文学的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中,以丙崽、幺姑等形象来提醒人们了解现实的滞后、认识国民的孱弱,反思落后的原因。在《马桥词典》中,他将马桥人的语言作为透视的对象,挖掘普通话背后不同的语言、思维与生命方式,从而深入地揭示了马桥人的农民文化心理、原始神话思维模式、低劣的生存条件与恶劣的生存环境,借此解析了中国文化之“根”。2002年,《暗示》发表后,有评价说它与过去的小说有近乎“质”的区别,实际上,小说只是在表现的对象和所运用的文体形式方面不同于他以往的作品,甚至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存在着很大差别,但在作品的内蕴上仍未脱离其寻根的理念。
  《暗示》共四卷,一百一十多个小节。每小节均以一个具象或一个概念为主题展开,每个片断都根植于历史和文化的土壤之中。时间上,小说涉及20世纪60年代至2002年共四十多年时间,关系到“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两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空间上,小说涉及了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国到西方跨度极大的空间。如果我们剥离出其中的叙事线索的话,就能感受到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返城的一代人那种默契、共鸣、矛盾、疏远等感情。作者在对具象和概念的表述中渗入智慧的思辩,体现出对过去的反思、对现实的担当。
  如果说韩少功以往的作品多是立足乡土去反思国民的生存状态,挖掘民族文化的病态、斑驳的根;那么《暗示》则更多地立足于城市,以返城人的心态关照城市与乡村、当下与过去,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存与历史记忆的特殊体验和尖锐思考。也许“乡土中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但是即使生活在城市,“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比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是很难“被时间铲除的”。况且,“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自己”,只有“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才能“重铸和镀亮自我”。所以,从“返城知青”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这至少也是“凝集历史和现实、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暗示》中的“我”是一个早已回城的知青,作为一个往昔乡野生活的过客,常以故地重游的姿态,在物似人非的情境下,从已然衰老的旧时相识、依稀可辨的旧址以及褪色的标语中,追觅到一段恍惚的往事,抚慰时间在个人生活史中留下的印痕。
  作品虽立足于城市,写作手法也不同以往,但韩少功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指出《暗示》对本土思想遗产、文体遗产以及现实生活素材的提取和运用更为用心。可以说,韩少功的小说,无论在文体上“走出多远”,故乡也在他的“血液里悄悄潜流”,使他“忍不住回头眺望”。换言之,《暗示》以破碎细节的不规则堆砌,努力推进与自身经历的历史和身边的现实进行对话,流溢出作者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片断记忆和对现代文明社会的零乱思考。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继续着他对现代文明的深入反省,从“马桥世界”转而进入了“太平墟世界”。
  “太平墟”是一个保留着传统文化糟粕和精华,保留着质朴的乡村情愫的精神归宿地。在作品中,作家多次提到二十多年前的知青生活,农村的事件、人情、场景和物件无不透着一种妙不可言的亲切,这种温暖来自心灵的记忆。在这里韩少功唤醒的是一种被遗忘、被压抑住的感觉,暗示在心灵的深处,牵动着情感与思念。作者的“知青情结”使他在回忆性的叙述中总是流露出理想化的美感,具有恬淡秀丽的田园情调,人性的光辉总是随时闪烁于他的朴实明晰的叙事中。比如,支部书记家里那种淡化了的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的紧张和敌意、混浊的炭灰味、烟草味、姜茶味、湿袜子味,都不再让人厌恶,让人恶心。再如,他对生活在太平墟的乡土人物——忠诚仗义的武妹子、机智善良的汉寅爹、热情聪慧的赣三爹等,在情感价值立场上表现出认同,甚至把由于生活所迫到城里当“小姐”的雨香摆在城市和乡村的道德天平上,揭露城市道德的虚伪,赞扬乡村道德的自然、率真。
  《暗示》中的知青“我”虽然只是作为一个往来于不同国家、阶级、文化与历史记忆的叙述者和串连作者思想的视角,但也正是在曾是“知青”的“都市人”的眼中,过去与当下、都市与乡村、西方与中国间道德、文明、文化的差距才会体现得那么真实和自然,其价值取向才更能突显。韩少功在《暗示》里面着力构建一种价值生活,他怀念乡下生活的简单和人情味,回味着乡下人的淳朴和善良,在他的记忆中即使是曾经陌生和隔阂的人际关系也变得友善和亲近了很多。他用那些朴素、粗糙、平静的农村生活来消解矫饰、躁动、喧嚣的现代生活,显示了一种抱诚守真的努力。识字夜校的农民一边唱着《国际歌》一边抠着脚趾头,戏台上鬼影般跃动着的改编的“样板戏”和台下各行其是自寻快乐的混乱,恋爱知青的红毛线衣、热水瓶,等等,这些寻常物件和有些粗俗的情景暗示着纯朴的人性和幸福。生活的丰富和生动全都包含在这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细节之中。当下常在影视画面中出现的高级轿车、洋房别墅等渲染着不可抗拒的物质诱惑,但那是一种一览无余的无暗示的生活。与乡下的事情相比,城市的表达是实利的、数字化的,豪华却又贫瘠、热闹而又孤独。韩少功以知青的人生经历为素材和视角,寻找社会、生活、人生中的具象,并进行深入挖掘,在一个个看似不连贯的故事中蕴含着深沉的人生感悟,他对生命的审视、对喧嚣的现代都市文明冷峻的叩问与质询、对当下人生存境况的思索与忧虑,都体现出一位作家的道义真知与理性思考。例如,韩少功通过“地图”挖掘出隐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子,他发现“地图”的绘制制定了穷人与富人的等级标准,同时又指引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富人们“被名牌汽车一口吞下,被高速公路一路押送,被冷峻的机场候机厅一网打尽,最后被铁面无私的宾馆或酒店一举捉拿归案”真正地成为了现代文明的俘虏。将这幅富商生活空间图推而广之,就出现了一幅全球化时代权力、资本、技术沆瀣一气巧取豪夺加剧阶级分化以及人类文明进程危机的图形。作者以“时间性空间”为新型比例尺,描绘了体现多层等级社会结构的分隔化生活空间图,这是“隐形化分区监禁”,穷人的生活成为社会主导群体和媒体的盲区。这种贫富地域之别就是贫富国家之别,在信息化时代,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凭借跨国资本、电子视听技术将众多后发国家裹挟、吸附进来,进行敲骨吸髓般的隐形掠夺,使贫富分化愈演愈烈。对社会分化、底层民众的关注,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知识的钩沉、对进步主义、发展主义、全球化浪潮的审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文明忧患意识。他批判了这个以冷漠为代价进行知识与财富快速繁殖的时代,批判了这个出现新的族群隔离的所谓自由宽容的时代,批判了这个形成新的生活封闭的信息交流与文化开放的时代,批判了这个“小恶减少了,大恶却悄悄地临近”的文明时代。那些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的现代具象符号——镜头、广告、电视剧、包装、商业媒体、行为艺术等等,带着现代化的文明气息的同时,无法掩饰其自身虚伪、欺骗、空洞又苍白的本质。面对当下“似乎更愿意自己走入一个我不可接受的时代,比方走入青铜岁月的边关驿道,在一次失败的战役之后,在马背上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正是在作者心灵向往的历史乡村与情感拒斥的现实都市的对比中呈现出对城乡社会价值的选择,更深一层说,是对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反思与选择。虽然《暗示》中的人物——无论是太平墟的农民还是知青,他们的整体流向都呈现出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趋势,表现出现代化的国家工业化、商业化、信息化、科学化的经济发展趋势。然而,人物的情感流向则从整体上显示了相反的走势。曾在太平墟插队的知青,在满怀对城市神话的期许从太平墟返城后,面对物欲横流、信仰崩溃的现代城市,经受着生活压力以及身心严重错位的巨大痛苦,于是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同时又因城市的冷漠虚伪而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对乡村生活的某种依恋。所以,才有老木对军上衣的挚爱、我和小雁的美国“插队”,以及知青聚会和集体返乡。在“我”的幻想中鲁少爷一家终于挣脱窘迫的城市生活,回到适意的乡村。“我”也重回太平墟,渴望“重新独坐在山谷里,听青山深处一声声布谷鸟的啼唤”。这种怀旧情绪从本质上说是对以西方文化为圭臬的现代文明的质疑,它必然导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新反思和确认——对“他者”的观照常常引起反观自身和打破文化自满的连带效果,以新奇、怪异为直感印象的他文化与习焉而不查、熟知非真知的己文化具有客观的文化对比效果。当然他们所回归的乡土在更大意义上是已经被象征化和理想化的梦中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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