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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王国维学术述论


□ 郑家建 陈林男

  摘 要:本文的论述严格限定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王国维,主要从就聘国学院始末,学术研究的转向和学术方法论意义等三个方面,展现了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和学术成就,并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独特的方法论加以分析总结。试图以王国维做为个案,呈现中国学术研究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内在脉络。
  关键词:王国维 学术转向 方法论 现代学术
  
  清华园地处北京西北郊,毗邻疮痍满目的园明园遗址。往昔的清华园一派寂静,错落有致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清幽古朴的工字厅,微波中荡漾着的“水木清华”横匾的倒影,这无声的一切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忧患与梦想。这里曾是现代中国学人的精神圣地,无论岁月如何改变,清华园都在默默地见证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历程。矗立在校园内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牌”,不仅镌刻着人们对一代大师的永恒纪念,而且也镌刻着现代学术最核心的价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时间上看,王国维在清华园仅生活了两年多,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却在这里度过。尽管他仍然拖着那条具有意味的长辫子,但他的学术研究给国学院带来的却是20世纪最具现代性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他以自沉的方式平静地结束了自己五十一岁的生命,但他的死激起了深沉的情感波涛,泛开了说不尽的文化涟漪。这些矛盾性的现象,就使得研究清华国学院时期的王国维具有了独特的学术意义。
  
  一 就聘国学院始末
  
  历史研究强调“追本溯源”,但历史中“本”与“源”又常常是多重面相的。尽可能具体地呈现这种丰富性,是历史叙述的基本要求,本文的研究也将努力遵循这种学术逻辑。关于王国维与清华国学院关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王国维如何就聘国学院。这其中疑窦丛生:为什么他会先拒后就?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最后的就聘决定?在这“拒”与“就”的时间差中,他的内心状况又是如何?透过事件把握历史中的人心真相是本文研究的兴趣之所在。关于王国维就聘国学院,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说法均有可能性,它反映了王国维与20世纪中国学术界关系的不同面相。第一种说法是来自吴宓。吴宓在晚年编定的《自编年谱》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①这种叙述充满戏剧性:吴宓秉礼恭谒,王国维为情所动,事情的结局似乎转瞬即变。由于这是吴宓晚年的追述,其中就难免有“诗”与“真”的错杂。在这里,我不禁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既然吴宓是持校长的聘书,那么,关于此事,王国维与校长之间可能已达成相对明确的意向,吴宓不过履行着某种落实意向的功能。否则,一向冷静过人的王国维难免有轻信之嫌。但是,为什么这种说法能广为流传呢?我想,也许这其中戏剧性的场景比真相更具有文化象征意味,更让文化人有一种心心相印之感,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一种基于传统价值理念的心灵互通。第二种说法来自王国维学生赵万里,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曾经这样写道:“正月,先生被召至使馆,面奉谕旨命就清华研究院之聘”。②这一说法在民间流传广泛,后人不加考辩却又多方渲染。如,有人说“溥仪在天津关起门来做皇帝,便命师傅代写了一道诏书,静安先生不好再谢绝,就答应了”;③有人甚至说,溥仪的这道圣旨曾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④这些说法留下的致命硬伤就是时间与事实不合。有学者在深入考证之后,就提出严肃的驳论:“事实是,已被?夺了‘皇帝’尊号的溥仪告别日本公使芳泽,并在罗氏父子‘扈从’下出京潜入天津张园的时间为1925年2月23日,而王国维‘决’就聘则在此之前。”⑤在这里,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把个人的文化事件解读为充满寓意的政治性事件呢?似乎只有经过某种政治特权的认可,个人的文化事件才显得特别庄重,这其中是否有一种“权力崇拜”心理在作祟呢?第三种说法是认为王国维的就聘是由于胡适的邀请和力劝。这一说法因胡适私人信件的发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现有发现的胡适致王国维的13封信中,最早的一封写于1924年4月17日,内容是胡适约请王国维将《论戴东原〈水经注〉》一文在《国学季刊》登载。⑥与聘请有关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925年1月和2月13日,1月胡适致王国维信 (原件无日期)的内容是“清华学校曹君已将聘约送来,今特转呈,以供参考。约中谓‘授课拾时’,系指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⑦由于这封信原件无日期,所以已无法推断写作的具体日期。同时,对于胡适在信中所转达的清华国学院约请,王国维回信的具体内容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据胡适紧接着写于2月13日的另一封信,我们则可以推断出一二。信的内容是:“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给曹君,转达尊意了。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敬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⑧从胡适的信中至少可以解读出如下的涵义:㈠王国维对清华国学院的聘约并没有断然拒绝,只是认为需考虑一星期后才能回复;㈡王国维担心就聘国学院后不能与清室往来;㈢对于这层担心,胡适在信中承诺将予以充分的自由;㈣聪明的胡适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打动王国维,信中所谓“小节”与“大节”之分,是基于学术的分野而非政治立场差异。那么,在这一星期内王国维究竟考虑了什么?最终又是什么原因催促他做出就聘的决定呢?针对这些提问,在这里,我提出了第四种说法,“心理归宿说”。我认为,要了解王国维就聘的深层原因,首先必须探寻王国维决定就聘前的内心状况。对此,王国维在给友人蒋孟的信中有一段比较具体的透露,他在信中说:“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到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⑨从信的内容来看,王国维向友人报告了近况,主要是倾诉了内心的感受。显然,王国维此时的内心世界已有一种强烈的对世事纷扰忙迫的厌倦,对人事之间意气相争、排挤倾轧的激愤,以及寻求解脱的心情。但是,这封信中也有许多事情语焉不详,值得细细回味其内心隐曲:㈠王国维为何而忧惶忙迫?㈡中间派别的排挤倾轧对王国维构成怎样伤害与影响?㈢这种伤害和影响与王国维最终决定就聘国学院之间有何直接关系?这些提问均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在决就聘国学院之前,发生在王国维身边的大事莫过于冯玉祥的“逼宫”,可以断定,信中所指的忧惶忙迫,实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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