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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歌词的“香港性”


□ 傅 莹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遭遇民族与文化身份的焦虑。重视和守护本民族的族别属性与文化特性,建立传统的、民族的和国家的文化形象,成为文化界、思想界乃至国家政要关注的焦点。早在十多年前,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境遇,香港学者自觉从理论上思考文化与民族身份问题。“香港性”,指香港人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与确立,以及价值取向的表述与阐发。香港曾有过特殊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归属,所以他们在文化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构建自己的文化形态,试图进行理论的探讨和表述。
  香港特殊的历史归属,造就了特殊的心路历程与文化样式。19世纪鸦片战争被迫开埠以来,英国、中国大陆和香港本土的身份纠结在一起,各种价值观念冲撞着、矛盾着;现今的香港社会,经济及商业化高度发达,政治体制稳定,作为全球大都市的市民,他们的意识与心态,他们的价值体系与个性特征,既有强烈的地域性,同时更具鲜明的现代性。如果说精英人士认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的话,普通市民更多关注的是这样社会背景下自身的处境。“香港性”是基于历史、语言、政体、地域、族群和文化积淀等系列特点,总结出的香港文化的特性。而二十余年兴盛不衰的林夕歌词,是香港大众文化的独特符码。林夕从1985年开始创作,至今近3000多首歌词,包装了历代歌坛巨星,屡屡获得各种传媒大奖,并在民间不断传唱。这些歌词传达了既具地域特色,又不乏国际都市气质,在某种意义上是香港大众心灵的集体陈述:务实和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使得香港人渴望真实的情感生活而不得,于是借助情歌构筑他们对逝去的温馨浪漫爱情的怀旧与追述,以及对于现实情感缺失的无可奈何。
  林夕的歌词既非大陆“中原心态”的想象也非英国殖民者的构想,而是香港文化人对当下香港本土的情感抒写与意象建构,因而林夕的歌词颇具“香港性的文化标志”。以此为个案进行文化解读,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有着典型意义。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是“令人无望”的将自己很有目的地放在西方殖民者的注视之下,色彩精巧而荒诞。张爱玲毫不遮掩地说:“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总是喜欢画蛇添足,弄得全失本来面目”。“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张爱玲站在高处俯视打量着这个城市,觉得熟悉又陌生。我们可以看见“张看”香港的优越感。张爱玲在《流言·到底是上海人》中写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观察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喜欢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张爱玲的评价,实际上既是“中原心态”观察香港的开始,也是“中原心态”的典型叙述。今天,香港的尴尬还在于它不仅仅承受着来自上海人或大陆人的文化叙述,还要受到英国殖民者的关注与重述。香港注视着西方殖民者,将其视作“他者”,并观察“他者”继而塑造“他者”目光中所喜欢的形象时,自己也异化为“他者”。满足“他者”眼中的形象要求,却又被另一个“他者”——上海视为荒诞、滑稽。被殖民的香港,似乎只能做一个“白房子”中的“妓女”,讨殖民主子的欢心。双重文化的叙述使得香港永远处于尴尬的“他者”特征和构建中,循环往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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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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