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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歌词的“香港性”


□ 傅 莹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遭遇民族与文化身份的焦虑。重视和守护本民族的族别属性与文化特性,建立传统的、民族的和国家的文化形象,成为文化界、思想界乃至国家政要关注的焦点。早在十多年前,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境遇,香港学者自觉从理论上思考文化与民族身份问题。“香港性”,指香港人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与确立,以及价值取向的表述与阐发。香港曾有过特殊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归属,所以他们在文化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构建自己的文化形态,试图进行理论的探讨和表述。
  香港特殊的历史归属,造就了特殊的心路历程与文化样式。19世纪鸦片战争被迫开埠以来,英国、中国大陆和香港本土的身份纠结在一起,各种价值观念冲撞着、矛盾着;现今的香港社会,经济及商业化高度发达,政治体制稳定,作为全球大都市的市民,他们的意识与心态,他们的价值体系与个性特征,既有强烈的地域性,同时更具鲜明的现代性。如果说精英人士认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的话,普通市民更多关注的是这样社会背景下自身的处境。“香港性”是基于历史、语言、政体、地域、族群和文化积淀等系列特点,总结出的香港文化的特性。而二十余年兴盛不衰的林夕歌词,是香港大众文化的独特符码。林夕从1985年开始创作,至今近3000多首歌词,包装了历代歌坛巨星,屡屡获得各种传媒大奖,并在民间不断传唱。这些歌词传达了既具地域特色,又不乏国际都市气质,在某种意义上是香港大众心灵的集体陈述:务实和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使得香港人渴望真实的情感生活而不得,于是借助情歌构筑他们对逝去的温馨浪漫爱情的怀旧与追述,以及对于现实情感缺失的无可奈何。
  林夕的歌词既非大陆“中原心态”的想象也非英国殖民者的构想,而是香港文化人对当下香港本土的情感抒写与意象建构,因而林夕的歌词颇具“香港性的文化标志”。以此为个案进行文化解读,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有着典型意义。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是“令人无望”的将自己很有目的地放在西方殖民者的注视之下,色彩精巧而荒诞。张爱玲毫不遮掩地说:“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总是喜欢画蛇添足,弄得全失本来面目”。“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张爱玲站在高处俯视打量着这个城市,觉得熟悉又陌生。我们可以看见“张看”香港的优越感。张爱玲在《流言·到底是上海人》中写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观察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喜欢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张爱玲的评价,实际上既是“中原心态”观察香港的开始,也是“中原心态”的典型叙述。今天,香港的尴尬还在于它不仅仅承受着来自上海人或大陆人的文化叙述,还要受到英国殖民者的关注与重述。香港注视着西方殖民者,将其视作“他者”,并观察“他者”继而塑造“他者”目光中所喜欢的形象时,自己也异化为“他者”。满足“他者”眼中的形象要求,却又被另一个“他者”——上海视为荒诞、滑稽。被殖民的香港,似乎只能做一个“白房子”中的“妓女”,讨殖民主子的欢心。双重文化的叙述使得香港永远处于尴尬的“他者”特征和构建中,循环往复。
  香港人对于文化、社会乃至生命身份的思考,是在文化实践和理论争鸣中逐渐形成的,然后落脚于“城市身份认同”。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香港逐渐凸显现代都市的主体身份,并在香港本土大众文化中不断创造中,写就香港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商业性,表现出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样态。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肇始于“想象的共同体”,而以“大众文化”为标志的印刷资本主义时代,在以想象性的方式构建“共同体”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林夕的歌词,既是香港当代都市文化特征的“活化石”,也参与了香港都市精神和文化的建构。这些歌词不仅仅是香港大众文化的重要一脉,更是香港当代市民心灵跃动的集体记忆。通过林夕的歌词解读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的文化心态与市民精神,是一个有价值的文化理论话题。个案的解剖让我们从某一方面真实地触摸到香港文化跳动的脉搏。
  林夕的歌词创作可以分为Raidas乐队时期、罗大佑梦工厂时期和后来与多位歌星合作填写爱情歌词三个时期,他所创作的歌词,集中体现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其世纪末的颓废情怀和真爱难寻的咏叹。
  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其20世纪末的颓废情怀,不是19世纪西方工业文明对人类古老文明侵害的翻版,也不是故作姿态的症候“流行病”;而是面对殖民统治的结束和“回归”生活开始所带来的历史身份断裂感,曾经弥漫的惶惑与迷茫,焦虑与颓废,也体现在林夕歌词的创作中。“当张国荣在重重心事后幻灭无常,当王菲在恍惚间里自演自唱,当黄耀明在奇异世界中春光乍泄,林夕都在他们之中,就像他们每个人的精神镜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他的歌词在包装明星形象的时候,何尝不是香港集体情绪的烛照?他的歌词“小心翼翼的,既与流腔俗调,又与偏激澎湃保持距离,差一点就颓废了;却用唯美的舞步及时刹住;将要躺进媚俗的怀里,却又用不羁的眼神口风撩拨之,两边都搔到痒处,但原来他还在中间漂游——依然是世纪末无根的一代……”沈胜衣准确地把握了对林夕歌词的精神底蕴。林夕深谙歌星个性与大众接受的关系,1996年写作的张国荣专辑《红》的歌词,“林夕奇迹般地包办了所有歌词,从心动到心痛,从初恋到绝恋,从灿烂到堕落,从盛世到末世,林夕从此成为张国荣最引以为豪的‘御用填词人’”。表面上看,似乎脱不开爱情描写的主题,实际上是社会情绪的映照。“红 像蔷薇任性的结局/红 像唇上滴血般怨毒/在晦暗里漆黑中那个美梦/从镜中看不到的一份阵痛……”(《红》),黑夜、血、镜等意象,营造出诡异、怨毒、虚无和低沉的意境,光怪陆离的声色里,原来却迷失了自己。甚至会写出“仿佛心瘾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 信念也都枯萎”(《怪你过分美丽》),当信念再也开不出美丽的花朵,生活几近绝望,剩下的似乎只有自我浮泛和放逐。“小眉目处写人生”,叙说的却是20世纪末香港都会情结与意识。与其说林夕制造了坦荡、前卫、幽冷、艳丽、痴迷、感伤等种种互相矛盾但又水乳交融的张国荣风格,不如说是传达了现代都市生活的迷离奇幻的世纪末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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