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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殊曼与世界第一个《论语》英译本


□ 邸爱英

  马殊曼(Joshua Marshman)《论语》译本(一八○九)是世界上第一个《论语》英译本,诞生于印度的塞兰波(Serampore)。
  马殊曼一七六八年四月生于英国威尔特郡(Westbury Leigh),年轻时曾跟随父亲学习纺织技术。一七九四年在布里斯托(Bristol)一所浸会学校谋到一份教职。一七九九年被“浸信传道会”派往印度塞兰波任宣教士,与被后人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英国浸礼会牧师克理(William Carey)和沃德(William Ward)并称为英国传教史上著名的“塞兰波三杰”(the Serampore Trio)。在三人的通力合作下,“塞兰波宣教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印度现代印刷业和孟加拉文学;通过自己的杂志(即今天具有广泛影响的印度报纸《政治家》)影响政府和公众观点,并引发了许多社会改革,其中就有废除寡妇焚葬(Sati)的陋俗。更重要的是,将《圣经》全本译成六种文字出版,《圣经》节译本多达三十余种语言。马殊曼在印度工作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在塞兰波逝世。
  在马殊曼译本出现以前,英语世界已经有了多种《论语》选译本、转译本和对孔子生平的介绍。一五九三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四书”首次译成拉丁文,并寄回国内,《论语》开始传入欧洲。随后《论语》被译为意、法、德、俄等多种文字。一六九一年蓝登尔·泰勒(Randal Taylor)以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的《中国贤哲孔子》和法国人彼埃尔·萨夫亥(Pierre Savouret)的《孔子的道德,中国的哲学》为蓝本,改编为英文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该英译本后被多次印刷,成为当时英语世界普通读者了解孔子和中国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
  现存的马殊曼版英译《论语》只有第一卷,完整书名为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to which is Prefixed a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论语”音译为“Lun Gnee”,含译者前言、孔子生平、研究论文和《论语》一至十一章译文,四开大本,共七百六十页。在译文前,马殊曼对孔子生平做了详细的介绍。该书基本体例为:每一个汉字旁标注音标及汉字序号,音标同时标明发声声调:1)平;2)上;3)去;4)入。英文基本为直译,每一个英文单词也有与汉字对应的序号标注。
  可以想象,这种排版方式给制版和印刷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马殊曼坚持每一个汉字都必须如此标注,每一个英文单词也要做到与原文一一对应,其执著与严谨令人钦佩。马殊曼在每一句英文译文后附上评注,其中大量参考了朱熹集注观点。紧随其后的是对该句中每一个汉字的意义和结构解说,如:
  学:hok, learn, &c. This is either a noun or a verb, according to its position: here it is a verb. It is a compound character, the lower part is chee, a son, the middle part is phoong, a covering, the upper part is no complete character.
  从翻译和跨文化研究角度审视诞生于二百年前的这一译本,有几点值得格外关注。
  原文本选择。现当代翻译研究理论认为,翻译即是选择。而译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拟译本。尽管马殊曼本人当时并未真正体会《论语》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孔子思想总体上不如西方哲学深刻,内容仅限于伦理道德及行为规范,具有理性主义的实用意义。但他通过与当地华人和有在华生活和旅游经历的英人接触,准确地选择了《论语》,认定《论语》是在源语文化中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文本,这赋予了他翻译工作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翻译目的。韦努蒂明确地指出:“翻译的生存活力是由它与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决定的。翻译的目的就是按照目的语中业已存在的价值观、信仰等对源语文本进行重构,使其为目的语文化、经济、政治服务。”马殊曼在“序言”中提到该译本的三重目的:向读者如实展现孔门弟子眼中的中国圣人形象以及他在公共和私下场景中的言行;使读者对中国人的行为举止有所了解;充分展示汉语的结构与特点。而第三点是马殊曼强调的首要目的,这是他初学汉语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他在那个时期关注的学术焦点,他的研究论文和随后出版的著作《中国言法》都证明了这点。对于马殊曼而言,学习研究汉语的努力是双赢的:一方面它可以打开英国人通往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道路,另一方面可以将西方发达的科学带给中国,造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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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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