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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终结:忧思或者惶惑


□ 张厚刚

●张厚刚

  乡土小说的语境在当下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村的渐次消失。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乡土中国”渐趋被“城市中国”所置换,中国人的职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会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情感方式、心灵状态也将随之改变。这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任何一个乡土小说家,都不会无视这种变化。事实上.当下乡土小说家们在历史理性和个人体验的双重煎熬下,既有忧思,也有惶惑,既有眷恋,也有决绝。乡土小说家的写作心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其写作伦理呈现出多样绞缠的复杂状态。

  中国现代小说发端即以“新民”、“新思想”、“启蒙立人”作为其自觉的写作追求,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在这种小说认知的框架下,鲁迅开拓的乡土小说成为现代小说的主流。现代文学从其发轫之初,就带有严肃的“为人生”的性质,这是一次知识分子自觉瞩目乡村的“文章下乡”运动。在新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示了乡村图景,也突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是以现代性为坐标、以人道主义为尺度,全方位审视乡村图景,批判乡村社会的野蛮、落后,目的是寻找乡村的病灶,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再造乡村文明。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知识分子的傲慢和功利,把乡村生活描写得苦不堪言,把农民描绘成物质和精神双重苦役下的囚徒,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乡村生活的真实。稍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为对抗城市的龌龊,则把“乡土”描绘成人间乐土,描绘成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家园,把村民当成完美的自然之子,这是对乡村认知的另一种遮蔽。这两类乡村书写模式对于其后的乡土文学创作影响甚巨。

  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乃至于文革时期文学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下,放弃了五四以来形成的批判精神,乡村也不再是被批判、被同情、被启蒙的对象,乡土被标榜为革命精神的策源地、进步力量源泉、实施再教育的场所,被描绘成“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新时期乡土文学重新接续五四批判传统,洋溢着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激情。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资本无孔不入地侵伐下,乡村世界呈现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变化。本次征文作者敏锐地感觉到乡村消失的征象,其乡土书写带上了哀婉留恋的感伤色彩。在此情势下,乡土文学成为一曲唱给乡土的凄婉歌谣,成为疗治城市伤痕的遥远回望。乡土文学在努力使日渐碎片化的生活复原成一个可以辨识的、可体验的整体,在维护着时间的完整性和大地的尊严。

  当下乡村正在经历巨大的“消亡”,在过去十年的中国,每天消失的村庄就有100个左右,诚所谓“谁的故乡不沦落”。当然,文学与现实社会变迁并非一一对应,小说只是生活的面影,是生活在心灵中的呈现,小说家用文字来塑造的可能性乡土世界,也算是“立此存照”,旨在给我们留下“纸上的乡村”。“全国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大奖赛”是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一个重大事件,从获奖的9篇小说来看,有以下共同的倾向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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