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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


□ 卞 哲

  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二
  
  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该严格遵循的根本原则。
  就研究历史来说,实事求是,就是从事实出发,详细地、全面地占有材料,从大量的事实中形成观点,得出科学的结论。就编写历史来说,实事求是,就是对历史经过科学的研究之后,将认识到的历史的真正面目,复现出来。研究历史和编写历史,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但,实事求是的原则却是都不能偏离的。
  资产阶级的历史研究者也说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历史,可是,由于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无产阶级,它的前途与历史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它需要揭示历史的规律来教育人民,它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斗争服务。因而,它要求它的历史工作者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历史。而无产阶级的历史工作者掌握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也能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历史。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编写,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五十年代一般地还是比较严肃的、实事求是的。史实错误或结论不当,大抵是因为史料不全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得不好,研究者主观上还是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而且,这些研究的错误和不当之处,也能在报刊上自由地展开讨论,求得共同提高。
  可是,1963年戚本禹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后,在历史领域,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始遭到破坏;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事求是的学风被践踏得一干二尽。从此,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主观唯心主义的伪造历史、歪曲历史的逆流。
  关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史学界长期以来便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在报刊上展开公开讨论。但是在那个窃居高位的“理论权威”的布置和支持下,戚本禹的文章却打着学术讨论的旗号,采取“钓鱼”、“引蛇出洞”等种种卑鄙手法,让学术界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扣上种种政治帽子,扼杀了百家争鸣。我们先撇开戚本禹的反革命政治目的不论,仅就他的学风来说,也是非常恶劣的。例如为了证明李秀成早就有投降活动,特地捏造了李秀成伙同妻舅宋永琪与曾国荃的师爷商谈投降的事;为了证明李秀成在《自述》中向敌人表“功”,硬说李秀成在杭州擅自实行宽大俘虏的政策,其实李秀成在《自述》中明明说过这政策是“奏准天王”的。
  “四人帮”的歪曲、伪造历史,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大搞影射史学,公然声称“写历史,编资料,都是为了实用”,“可以七真三假”。他们将整个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编成一部近代儒法斗争史,以证明“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他们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对周总理,夸大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尊孔、反孔斗争。“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至今尚未能完全肃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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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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